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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和中国的未来
作者：王小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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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反弹，这是对于所有人都没有好处的事。
《Newsweek》1996年6月29日号上发表了该刊记者对澳大利亚前总理基廷的采访，谈到中国问题。基廷说：“我不相信遏制或威吓会产生作用。你必须现在就使他们卷入APEC这样的地区性集团，卷入世界贸易组织，他们现在还有这个需求而西方还很强大。中国肯定会继续成长下去，如果我们现在不把它和我们联在一起，不把中国当一个伙伴，有一天它将会成长到如此之巨大，那时中国人将很高兴地自行其是，我们将完全影响不了它。”对于西方人来说，他们应该读一读这段话。
中国“民族主义者”立场与诉求
西方大众传媒与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往往别有用心地把中国的“民族主义”与“专制主义”、“反民主”联系在一起。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如果不能阐明自己的立场，那么，他们的主张的正义性确实是应受到怀疑的。应该承认，迄今为止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尚未充分阐明自己的立场。这部分地是由于他们找不到发表这方面见解的阵地——他们在这方面的见解既不符合中国官方的正统理论，也不见容于西方大众传媒与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因此，有必要在可能的情况下反复阐述中国的“民族主义”应有的政治理念。
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对于中国的内政有何见解或诉求呢?如前所述，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在内政方面很少清晰地阐明过自己的观点。据笔者所知，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对于国内政治的看法不尽相同。其中有较为激进的年轻人，他们在内政方面要求迅速地实现全面的民主，而在对外关系方面则持极为强硬的谋取中国国家利益的态度，这两方面在他们看来是完全并行不悖的(这在西方人士或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看来也许是荒唐的)。他们目前尚且缺乏在学术界和大众传媒圈的地位，因此他们的声音不易被外界听到，但他们的简单的口号在中国一般民众、新近掌握了经济实力的企业家阶层、乃至海外华人之中，都很有影响力。受西方大众传媒注意，并且在中国社会中较有发言权的是知识分子中的“民族主义者”。他们的观点往往被说成是“新保守主义”的，“反民主”的等等。将中国知识分子中的“民族主义者”归结为“新保守主义”的，是有一定道理的。中国知识分子中的“民族主义者”确实较多地采取新保守主义立场。笔者认为，这与他们对于国际关系的判断有关。他们认为，如果中国出现动乱，西方国家所能提供的帮助是十分有限的(前苏联和东欧的现实确实教育了许多中国的知识分子)；另外，如前所述，中国的“民族主义者”虽然并不怀疑美国是个先进的、文明的、有理性的国家，但认为中国的命运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掌握，中国有自己的国家利益，因而中国的强大是重要的。从这些基本判断出发，这些“民族主义者”们往往强调秩序，强调强有力的国家政权。
然而，将中国的“民族主义者”说成是“反民主”的，却是一种明显的歪曲或别有用心。事实上，发表在1995年8月11日《中国青年报》上的《面对“圣徒的营地”》一文曾清楚地阐述过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所追求的理想社会是一个正义的、民主的社会。这篇文章的第三部分“把中国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十分系统地阐述了这个社会应有的一些原则。
“这个由中国人组成的社会将是一个统一、稳定的社会。中国青年中的绝大多数认为国内的安定团结是中国繁荣富强的最重要因素，不仅仅是中国青年，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稳定是人权的基本保障，没有稳定就没有人权。而统一是稳定的必要前提。中国历史悠久的文明将世界上一个人口最多的群体聚合到了一个国家之中，这是中国文明给我们留下的一笔价值无法估量的宝贵遗产。抛弃这一宝贵的遗产，必将使中国这片辽阔的土地陷入这样那样的纷争；分裂的政治实体和分裂的市场将使我们的后代子孙在一二百年之内无法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因此，无论西方人和中国那些有创见的人说些什么高明的主意，中国必须以一个统一的国家屹立于世界。
“这个由中国人组成的社会将是一个人人都能过上体面的生活的社会。我们的经济基础比之西方国家，甚至前苏联、东欧国家都是薄弱的。因此，要达到这样一个目标所要走的道路是艰巨的，也许还是独特的。我们的经济必须较快地发展，而这种发展又必须是可持续的，我们的人均资源并不丰富，因此，我们的经济发展不可能靠不断地加大投入维持，而必须依靠技术进步。就此而言，我们的社会必须是一个科技昌明的社会。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实现真正的共同富裕，缩小贫富差距。
“这个由中国人组成的社会将是一个正义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人都有平等的权利，不分民族、不分性别、不分贫富、不分地位高低。这个社会的行政体制应该是廉洁的、有效率的。这个社会的新闻媒介应该是有道德的、主持正义的。这个社会的所有成员都有建设性地参与国家与社会事务的权利。我们不能忽视西方文明在建立相对进步的现代国家制度方面的成就和启示，然而，一个公正的社会制度的建立、演进也不能割断其与该社会内在的文明和历史轨迹的联系。因此，我们必须以极大的创造性建立和完善与中国的文明、中国的社会血肉相联的现代国家制度。
这个由中国人组成的社会将是一个能保卫自己的社会。值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五十周年之际，我们这些中国人更应记起我们的前辈在那次大战中经历的屈辱与苦难。三千五百万死难与伤残的中国人命令我们建立一个足以保卫我们自己的国防。今天的中国青年仍旧崇敬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代领导人。无论他们有过多少失误，他们毕竟把一个在近代受尽欺凌的中国建成了一个能够保卫自己的国家。因此，在人民共和国四十多年的历史中，再也没有了外国的入侵，中国人再也不用担心遭受南京大屠杀那样的苦难。中国人永远缅怀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代领导人，认同于他们建立一个强大国家的远见卓识，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只要这个世界还存在着战争的危险，还存在着不义者侵夺爱好和平的民族的可能，我们的社会就必须强大得足以保卫自己。
最后，这个由中国人组成的社会还将是一个胸襟开阔，与世界其他各个爱好和平的民族和平共处、平等交往的社会。中国的文明博大的胸怀，在历史上，它曾以比西方文明远为开放、远为慷慨的善意接纳了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人们，它没有以自己无比强大的力量奴役他们，而是容许他们在这片高度文明的土地上休养生息，从而形成了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今日的中国，已不处于那种无与伦比的强势地位，然而，作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中国必须走向世界，必须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中华民族的前景，也将因此而更为光明。”
另外，如王绍光，美国耶鲁大学政治学系助理教授，他撰写的《中国国家能力报告》，主张加强中央集权，因而招致“自由派”人士的强烈攻击；他还经常在“美国之音”为中国政府的政策辩护。但是，他也极力主张从中国农村的基层组织开始，进行民主建设，推进自由选举。王绍光的思路在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中是有代表性的。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清楚地认识到，没有一个正义的、民主的社会，没有一个在公众中有极大合法性的政权，他们的建设一个强大的、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国的理想是不可能最终实现的。恰恰是他们的“建立一个伟大的中国”的理想，使得他们推进中国的民主的动机比其他人更为强烈。问题在于怎样才能真正有效地推进民主。就此而言，中国的知识分子中的“民族主义者”所从事的工作是建设性的，因而也就很可能是中国未来的方向。
注：此文写于几年前，文中提到的有些人物后来改变了观点，我对有些人也产生了一些新的看法，如我对盛洪式的“民族主义”当时就有些不同看法。但我还是保持了文章原貌。
王小东，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合著)、《信息时代的世界地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