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2期
民族主义和中国的未来
作者：王小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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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中国国内，民族主义讨论只是知识分子的学术小圈子内的话题，但在西方学术界，乃至大众传媒，“中国的民族主义”早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已有不少文章和专著发表，而且几乎所有有关中国的政治及对外关系的文章中，都会提及这个字眼。这至少在两个意义上有一定道理：第一，中国目前压倒一切的共识是发展经济，但除此之外的次一级思潮中，民族主义确实占有一定地位；第二，如果说民族主义仅仅是占有一定地位，那就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东西，因为在当今世界的任何角落，民族主义都占有一定地位，但中国的民族主义标志着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国公众的政治意识的某些重要方面发生了微妙变化，尤其是因为八十年代的中国是十分反常地非民族主义的。
然而，如何理解中国的民族主义，及其所标志的中国公众政治意识的微妙变化的缘由，以及这些变化对于中国国内政治和对外关系的影响?从更大的视野说，中国的国内政治和对外关系的未来走向的总趋势究竟是什么?西方一些对中国局势持乐观态度的人士认为，中国的居支配地位的共识是发展经济，这是任何领导层的更替都改变不了的；而发展经济则意味着与世界其他部分必须保持良好关系，因此中国的对外政策也必然是和平友善的；而中国的发展最终将导致走向政治上的民主。这一乐观派人士至少在中国的对外关系方面未能回答对中国的民族主义及中国的未来持悲观态度的人们的挑战，因为中国确实出现了比较过去更为强烈的民族主义。而按照悲观派的解释，民族主义给失去了意识形态吸引力的极权主义政府提供了思想武器，民族主义加上经济实力将使中国成为世界其他部分的重大威胁。从某种程度上讲，悲观派(包括中国的和外国的)肆意歪曲和丑化了中国的民族主义及被他们贴上“民族主义者”标签的人们，他们在编织一个自成的预言。但实情并非如此。
从“逆向种族主义”向正常民族主义水平回归
就像在运动中，人们强烈感受到的是加速度，即速度的变化率，而不是速度本身，九十年代所谓“中国的民族主义”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其相对于八十年代中国的“逆向种族主义”(reverse—racism，该词的英文本意是指美国的反歧视行动在客观上对白人利益形成了损害，笔者在此处赋予其在中国背景下的新含义)，形成了较大反差。中国的“逆向种族主义”是一种非常奇特的反常现象：这就是中国知识界的主流产生了这样一种思潮，这种思潮认为中国文化是劣等文化，中国民族是劣等民族，其中善良者认为中华民族必须脱胎换骨才有资格在地球上生存，而更具种族主义色彩的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则无情地认为他们自己的民族在人种上就过于卑劣，不值得允许其在地球上生存。
这种中国的“逆向种族主义”在八十年代笼罩了整个中国的思想界、学术界、文艺界、新闻界，乃至略有文化的中国一般公众，并受到了官方的鼓励。西方人很少注意到或很少提到中国官方曾在八十年代鼓励过“逆向种族主义”，他们却对于九十年代所谓的中国官方利用民族主义“填补意识形态空白”十分敏感并大力渲染。这也并不奇怪，首先，官方鼓励“逆向种族主义”是一种中国八十年代独特而绝无仅有的现象，因而超出一般西方人的想象力(美国式的逆向种族主义是某种形式的内部补偿，政府在某个阶段考虑到社会整合而加以鼓励是并不奇怪的)；其次，中国的“逆向种族主义”宣传意味着赞颂西方人，西方人很难想象与西方敌对了几十年的中国政府会鼓励这样做，他们认为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持不同政见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倾向。但实际上，中国官方支持了大量这类观点的出版物的发行，组织或赞助了许多所谓“文化战略”研讨会，将许多持有这类观点的知识分子破格提拔到了各种各样控制舆论的重要岗位上(而不是像西方人想象的那样迫害他们)。比如“《河殇》现象”就很有代表性。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官方鼓励、整个知识界为之倾倒狂热(中国的知识界自己称之为“文化热”)的“逆向种族主义”呢?这里有几个原因。一个原因是，完全否定自身的传统、自身的文化的民族文化虚无主义是自“五四”以来的中国知识界传统，这个传统有时与中国共产党的爱国主义召唤相悖，但从历史哲学角度上却与共产党“反封建”的意识形态相符合。我们都不应忘记，“文化大革命”就是以“破四旧、立四新”为目标，摧毁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切残迹的。在“文革”之后，人们对于“文革”之中的一切政策都进行了声讨，然而却完全继承了其历史哲学观，因为历史哲学观是深层的，潜移默化的。笔者曾不只一次地指出：中国许多对“文革”深恶痛绝的知识分子，其思想方法却完全是“文革”式的。因此，在摧毁中国传统文化的“文革”过去之后，人们立即把一切过失，包括“文革”的所有过失都归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头上，并再次掀起了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声讨浪潮，却从无人想一想这里的荒谬之处。虽然带有“民族文化虚无主义”色彩的“五四”思潮恰恰是民族主义的，并未留给“民族虚无主义”或“逆向种族主义”半点位置，“文革”也是如此。但是，从“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到“民族虚无主义”或“逆向种族主义”的发展还是符合逻辑的。
八十年代鼓励“逆向种族主义”的另一个原因是当时的政策需要。八十年代的中国要求迅速地打开国门，接纳来自西方的从投资、技术到思想、娱乐形式等一切东西。从整体上看，“逆向种族主义”的风向很是符合总的政策需要。当然，这不是说当时中国的宣传政策不可以做得更细致、更巧妙，一方面鼓励对外开放，与西方友好，学习西方，另一方面避免这种自虐狂式的“逆向种族主义”。在近代史上有许多非西方国家进行了追随西方的现代化转变，有些十分成功，如日本等，却没有一个国家出现过像中国的这种荒诞的“逆向种族主义”。
无论在当时“逆向种族主义”是否必要，无论怎么评价“逆向种族主义”的“历史作用”，它都不可能是中国人意识的常态。这道理是再简单不过的，很难让任何一个民族永远保持认为自己是卑劣的、理应屈从于其他更优秀的民族这种思想，遑论中国这个有着相当灿烂辉煌的过去，有着十二亿人口，在近代史上虽屡遭挫折却远未显示衰亡迹象的大民族。这是一个用不着什么高深的理论来“证明”的道理。任何生命都有自我肯定的机制，舍此就不能生存。于是，从八十年代末开始，在中国的知识界出现了对“逆向种族主义”的反思，直至九十年代汇成了强有力的“民族主义”潮流。但值得指出的是，“逆向种族主义”在中国的知识界，特别是掌握学术及教育权力的高层知识分子当中，仍占有主导地位。
认识到了上述历史背景，就会明白，所谓九十年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只不过是中国知识界从八十年代的自虐狂热向正常的、较为平和、较为多元化的心态的回归。应该说，九十年代的这种心态才更接近于常态。因为是常态，无论是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还是西方人，都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