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5期
“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作者：罗 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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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解构，体现了一种人文精神的立场态度，即民间立场和世俗关怀。‘老百姓’既突破了政治中心话语框架，将抽象的‘人民’还原为具体的、有血有肉、各不相同的个体，又与作为流行文化标志的‘大众’划开了界线，其内涵具有植根于‘民为贵’的传统文化的丰厚底蕴，其外延则具有覆盖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广度。”(黄书泉：《(生活空间)的人文精神》，载《读书》1999年5期)的确，一个词语的使用和它的周边概念密切相关，同时也清楚地呈现出建构这一词语意义的社会语境。“老百姓”和“人民”及“大众”的历史与现实的联系并非自明的，要讨论它们在现代中国的沉浮升降和兴衰荣辱，需要另外一篇大文章。但在这里可以指出的是，“老百姓”不是天然地构成了对“人民”或“大众”的解构，相反，它倒可能在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下沟通、替代和重构“人民”与“大众”的神话。具体到《生活空间》，不正是一方面利用“老百姓”一词意义的游移，为“人民”神话寻找新的载体，从而获得“国家”体制的容纳和认同；另一方面则运用“老百姓爱看”的说法巧妙地改写了“大众”神话，“爱看”的背后自然是收视率的提高和广告收入的增加，而这才是“市场”准入和成功的保证。当代中国“新意识形态”的生产与再生产，离不开“国家”和“市场”的双重介入，这种介入的结果导致的是“国家行为的市场化”和“市场行为的国家化”等等复杂现象，而不是所谓“‘看得见的脚’(国家)踩住了‘看不见的手’(市场)”，简单地将两者对立起来，倒可能掩盖掉“新意识形态”生产和运作的真正秘密。
如果说《生活空间》的“百姓”叙事参与到“新意识形态”的生产过程中，那么问题在于借助这种“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是不是也得到了某种程度的表达呢?难道这种“表达”也构成了“新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吗?在一般人的印象中，“意识形态”作为一个负面的概念总是与“禁止”、“压抑”、“歪曲”和“抹杀”等语言或文化暴力行为有关。然而，按照阿尔都塞对“意识形态”的理解，它是“一种表象，在这个表象中，个体与其实际生存状况的关系是一种想象关系”(路易·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研究笔记)》，李迅译，载《外国电影理论文选》，李恒基，杨远婴主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这种理解深刻地揭示出“意识形态”的真正功能，它暗藏潜伏的“认知暴力”不是通过强制性的国家机器发挥作用，而是经由“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如宗教、教育、家庭、法律和工会，特别是文化与大众传播媒介(广播、电影、电视以及其它印刷媒体)——以散漫的、各具特色的独立方式加以运作，直接影响到每个社会个体。它的功能在于把个体“询唤”为主体，使其臣服于主流意识形态。通过“询唤”，意识形态剔除了主体对于社会的不满因素，使其产生归属感、参与感、安全感和荣誉感，从此主体不再对社会秩序构成威胁，反而绝对地服从国家权威，“自由”地接受国家驱使，成为国家机器的自觉臣民。这就是阿尔都塞所说的个体与其实际生存状况之间的“想象关系”。很显然，这种“想象关系”是锁闭的，而非开放的，是给定了一个结论，而非提供出多种可能，是归结于完满，而非揭示出矛盾。尽管如此，它却并不是完全“虚假”的，相反，它需要的是尽可能借助“真实”的材料来重新加以“想象”。挪用杰姆逊的一术语，则是那些“历史性、社会性的本能”(也就是“真实的生活经验”)只有在被唤起后，才可能重新加以“涵纳制服”。
近年来关于九十年代中国市场化进程中出现的“新意识形态”的讨论，大多都集中在“白领”或“成功人士”的形象上。的确，作为一种现代化的远景想象，各种媒体——特别是广告和电视剧——力图把“成功人士”塑造成我们时代的“当代英雄”。然而，在这种被给定的想象关系中，人们并没有充分体会到意识形态的圆满。对前景的规划固然重要，但所有的规划又必须和对当下自身境况的理解联系起来，否则就难以发挥意识形态“询唤”的作用。在《东方时空》的内部结构中，“浓缩人生精华”的“东方之子”与“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生活空间”遥相呼应，前者自然是各类“成功人士”轮番登场，(如果能够对“东方之子”中各类人物的身份、事迹和何以会被选中作为访问对象加以研究，肯定会深化我们对在九十年代的中国究竟什么是“成功”以及“成功”意味着什么的理解，从而有助于进一步分析“成功人士”神话的意识形态构成)而后者用制片人陈虻的话来说，就是“为中国留下一部由小人物写成的历史”。《生活空间》对“老百姓故事”的“讲述”是以对社会弱势群体、非主流人群——即“不成功人士”——的关注为起点的。孤立地看，它所表现的“城市贫民、农村中出来的打工者、残疾人、癌症患者、弃婴、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等”，的确是“传统的主流媒体所光照不到的盲区”，但如果和关于“成功人士”的各种叙述(“生活空间”是怎样被“镶嵌”到一个整体性的节目构想之中的?)联系起来，和克服暂时的困难，共同奔向美好明天的前景想象(“明天会更好”为什么会成为目前媒体上出现最频繁的一种修饰语?)联系起来，那么这部“由小人物写成的历史”是不是同时又被组织进一个更大的历史叙述中?它不仅无助于“老百姓”真实生活的表达，而且很可能进一步强化某种“意识形态效果”。
阿尔都塞在讨论意识形态问题时运用了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在他看来，意识形态的“询唤”过程即是一个“镜像”化过程，是通过拉康意义上的“误识”来完成的，并保证“误识”不被识破。所谓“想象关系”就相当于拉康描述的婴儿通过“镜像”对自我所产生的虚假的完满感。由于他创造性地把“意识形态”和“镜像”联系起来，因此这一理论被广泛地应用于对电影、电视等视觉艺术的研究。《生活空间》将“老百姓”的生活表现出来，其实也是一个将真实的生活“镜像”化的过程，一方面它通过营造具体可感的形象化图景，给予生活以各种“合理”的解释和意义，从而缓解了老百姓对“生活”到哪里去了的焦虑(没有得到“表现”的生活仿佛就不是“生活”似的，由此可见媒体力量的强大)；更重要的是另一方面，“镜像”的作用无论是在拉康的意义上，还是在电视的功能上，都不单是为了纯粹的“表现”。拉康曾说明，一个孩子从镜子里认出自己的“镜像”的那一刻，对于形成自我是多么关键。他认出自己时所感到的愉快，是出于他想象他的“镜像”要比他所体验到的自己的身体更完全、更完善。于是，识别与错误的识别重叠了：被识别的“镜像”被认为是自我身体的反映，但是错误的优越识别却把这个身体作为理想的自我而投射到自身之外。这个异化的主体，它又作为理想的自我再次被重新摄取，于是引起了下一步及与他人的认同。正像劳拉·穆拉维指出的那样，作为“镜像”的电影——当然也包括电视——同样也存在着这样一个类似的过程。《生活空间》提供了一个“老百姓”看“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