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6期
卡尔·博兰尼与市场乌托邦
作者：杨雪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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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对于市场的一系列论断实际上虚构出一个市场乌托邦，一种市场神话，为现代社会建造出一种意识形态。经济凌驾于社会其他领域之上，社会中的所有行为和活动都服膺于经济的价值与市场的操纵，社会、文化、经济、政治等领域间关系错位，这是十九世纪以来我们时代的根本性变革，也是各种社会问题以及人类血泪经历的缘由。实际上，以经济人假设为支点，凭借演绎逻辑推导出来的古典经济学理论在许多方面是同史实相悖的，犯了主观臆断和以偏概全的错误。而且这种理论在骨子里带有强烈的种族优越论色彩，忽视了对非西方文明的重视和了解，把在西方成为社会主导的逐利意识推之四海，成为普遍适用的原则。
博兰尼对斯密学派的批评并不是从逻辑上论证，而是以史实来说明。这也正是他钟情于人类学和社会经济、政治史的主要原因。他通过对太平洋岛屿上的部落、人类早期活动、古希腊、罗马的社会经济生活，以及中世纪欧洲史的考察来证明自己关于社会、市场的一系列观点。他的这些观点都基于这样一个根本性判断：任何一种经济的出现和存在都需要相应的社会、文化、政治等因素的支持。这个判断进一步细致化就是市场经济的存在需要市场社会的支持。
博兰尼根据人类学研究成果指出，市场虽然是调节经济生活的一个非常古老的制度，但是在现代社会之前，从未成为社会经济组织的中心，甚至很少成为重要的制度。十九世纪之前的人类经济活动史表明，除了体现市场功能的交换之外，人类经济活动方式还有互惠、再分配以及家庭，而且后三者甚至是主导性的，至于市场交换在范围和内容上也是有限的。前资本主义之前的市场交换通常限于团体之间，而非团体内部。贸易更多的是远程贸易，物品是仅供宫廷用的奢侈品和非必需品。这些史实说明古典学派先验制定的人类逐利动机，对利益的计算、讨价还价的本能等不具有普遍性和超历史性。人类行为的背后除了经济动机外，还有荣誉、地位等因素。正如博兰尼所说：“尽管十九世纪的学术界主旋律如此执着，但通过交换获益和得到利润从未在人类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尽管自石器时代晚期以来市场制度相当普遍，但其对于经济生活来说不过是偶尔发挥作用。”(《大转变》)
在前资本主义阶段，经济是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用博兰尼的话说是一种“镶嵌”(embedded)经济。十九世纪以来，这个有机结构被打破了，经济脱离开社会，成为“脱离式”(disembedded)经济，并且凌驾于社会之上。自我调节的市场成了支撑十九世纪社会秩序的四种主要制度中起决定作用的一种。其他三种是政治和国际意义上的力量均衡体系，经济和国际意义上的金本位，政治和民族意义上的自由国家。“正是这种创新(自我调节市场)产生了一种特有的文明”(《大转变》)。
博兰尼反复强调市场并不等于市场经济，市场因素的存在并不必然造成市场经济的出现。他极为反对一些学者把市场与市场经济简单地等同起来，把市场经济设定为一种既有的制度，没有历史演化过程，超脱于社会现有的条件。人类经济史证明，各个独立的地区性市场很难实现相互交流，不能够融合起来。即使能够融合，也不会形成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出现需要特殊的条件。这个条件在十九世纪的欧洲实现了，即国内或全国性市场。但全国性统一市场的出现并非如古典经济学所说的那样是一个自然生成的过程，而是有意识的人为设计。
这种人为设计有两层含义：一是指论证自我调节市场理论即古典经济学的出现；二是国家直接参与了市场经济的形成。二者都以对市场经济所需的普遍商品化的支持为目的。博兰尼认为普遍商品化将劳动、土地和货币都包括进来。但实际上这三者显然都不是商品。劳动是人类伴随终生的活动，它不能为销售而生产，不能脱离生活的其他部分被贮藏或流动。土地就是自然，不能够被人类生产。而货币仅仅是购买力的符号，根本不能够生产，只能通过银行或国家财政机制存在。在古典学派眼里，这三者天生就是商品，服从市场的供给原则。而且它们的市场是市场经济体制中绝对关键的部分。为了论证普遍商品化的合理性，古典学派虚构出一幅不符合社会现实的乌托邦图画。在这幅图画中，它用经济人假设来证明市场制度符合人类本质及典型动机，即斯密所说的“交换倾向”；用超越时空限制置换掉市场制度的历史性，来说明市场制度无所不在，是保证人类经济生活稳定、安全、高效以及公正的整合的唯一机制；用欧洲中世纪后经济发展过程中政治与经济的矛盾来证明市场制度运行中出现的问题源于无知或罪恶的政治力量的压制或扭曲，从而造成了经济与政治，或国家与市场绝对对立的假象。
斯密以来的古典经济学并非仅仅是一套解释市场经济的理论，更是一种市场经济的意识形态，市场经济的文化，或者说市场经济合法性的论证。这种意识形态显然是与传统观念和文化相悖的。它论证的人和自然成为商品的合理性从根本上摧毁了传统社会的文化基础，用赤裸裸的金钱关系替代了传统社会的脉脉温情，用工业生产剥夺了自然的神圣地位，市场统驭了一切。从文化意味着共同分享的意义、指导的原则或象征意义上讲，这种市场经济文化向个人解释了普遍商品化的社会现实，并且为他们提供了指导其行为的可辨识的模型。在市场经济中，文化现实是短缺、个人逐利、计算、最优利用，有限资源是道德义务。用博兰尼的话说：“物质手段的不完全成了所有经济活动的明确的，可计算的出发点”(《Stone age economics》)。当然，市场经济制度在西欧的确立不仅得益于古典经济学提供的意识形态或文化，更获得了政治力量的有力支持。这一点是许多古典经济学者不愿正视或有意否认的。因为在他们看来市场制度是一个自然演进的过程，是一个经济领域摆脱政治力量约束的过程。当然，经济与政治脱离的判断有其合理性，但如果推而广之，则与史实不符。市场经济制度建立的基础条件——国内统一市场就是在政治力量的支持下出现的。“开始的国内贸易实际上是由国家干预创造的”(《大转变》)。国家干预有两个步骤：第一步是十六、十七世纪的重商主义，它使全国性的重商主义体制在自我保护意识强烈的城市与公司中确立起来。重商主义根除了中世纪特殊主义的几种专门目的的贸易形式，而且为统一的、普遍目的的国内市场的出现清除了路障。但是重商主义从本质上并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依然体现了传统的思维观念以及行为方式。重商主义把土地和劳动力的传统组织视为应当，没有表现出除去这些基本的社会范畴身上的保护性社会网络的趋向，更没有使它们服从商业组织。重商主义贸易依然镶嵌于社会之中，并且受到政治上的管理。因此，重商主义后，下一步就是建立大规模的自我调节市场。
自我调节的市场需要土地、劳动力和货币的商品化，国家帮了市场一个大忙。按照李嘉图的理论，劳动力市场的出现需要饥饿威胁的存在，饥饿迫使劳动者出卖劳力以维持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