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6期
卡尔·博兰尼与市场乌托邦
作者：杨雪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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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前苏东国家转轨进程的深入和更深刻的社会文化问题的暴露，卡尔·博兰尼(ＫadPolanyi)的思想引起越来越多人的注意，成为与哈耶克一样被频繁引证的思想家。他的代表性著作《大转变》The great transformation不仅在许多研究前苏东国家转轨问题学者中引起共鸣，并且对陶醉于斯密式假定和市场乌托邦的知识界来说，虽然不是一副解毒药，起码也是一支清醒剂。这里不妨介绍一下对我国许多学者来说还很陌生的博兰尼。
颠沛的人生与暖热的心
1886年10月21日，卡尔·博兰尼生于前奥匈帝国维也纳的一个知识和政治气氛浓烈的犹太家庭。博兰尼的父亲曾经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但1900年后破产。他的母亲是一个俄国人，热衷于举办沙龙。卡尔的兄弟们都事业有成，最著名的当数后来成为哲学家的朱切尔·博兰尼，他的知识理论受到了广泛关注。
卡尔长于布达佩斯，后入布达佩斯大学专修法律。虽然规定的科目是政治经济学和宪法史，但当时的学生把许多课余时间用于研读马克思主义和社会学，卡尔也不例外。由于和保守学生意见不和(实际上是打架)，他被校方开除，在科洛兹瓦完成了学业。从1910年开始，他在一家律师事务所供职，两年后获律师资格。
但做律师显然不是他的兴趣所在，很快他就投身于学术和政治活动之中。
一战爆发后，卡尔加入奥匈帝国的骑兵，在加利西亚前线严重受伤，1917年回到布达佩斯。1919年由于伤口复发，住进维也纳的医院中。在那里，他遇到他的未来伴侣伊莲娜·多茨卡，并于1923年结婚。伊莲娜是个积极的政治活动家，参加了匈牙利共产党，并曾在1918年匈牙利革命中发挥过作用。
卡尔一生都是一位社会主义者，但不是一个政治活动家，而是一位学者，这尤其体现在其晚年。早在高中阶段，他就加入了一个学生社会主义组织，并且与匈牙利自由党领导人C．M．Karolyi和O．Jaszi来往密切，在布达佩斯读书时，他是Galilei Circle的创办者和首任主席。这是一个政治和学术俱乐部，吸引了当时匈牙利的许多自由派和社会主义者。它主张用文化气氛替代当时的马札尔贵族参加的基督教和民族主义的僵化教条。其根本目的是进行道德教育，实现道德创新。这个组织除了举办沙龙外，还经常邀请国外著名学者举办讲座，阿德勒，桑巴特，E．伯恩斯坦以及卢卡奇都曾经在那里主讲。此外，它还建立阅览室，出版年轻学者的文章，并且为工会举办讲座，博兰尼就是这方面的积极参加者。1918年匈牙利革命的失败，使卡尔清醒地认识到，“我从来就不是一个政治家，我没有那种天才，甚至没有兴趣”(《The liveli．hood of man》)。随后他移居维也纳。
在维也纳，从1924年到1933年他作为通信编辑和专题分析作者为《奥地利经济学家》工作。该杂志相当于伦敦的《经济学家》和美国的《华尔街杂志》，虽然报酬丰厚，但由于他把许多收入用于资助逃亡者，所以家庭依然清贫。
1933年的大萧条使他失去了该杂志的工作。由于奥地利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他被迫移居英国。在那儿的最初几年，他靠为牛津大学和伦敦大学校外辅导等组织的工人教育协会授课惨淡营生。在此期间，他曾先后在美国的三十八个州举办讲座。1940年由于德军的闪电袭击被迫滞留美国。他同彼得·德鲁克(著名的管理学家)在一起并继续其讲座，并在德鲁克的推荐下成为佛蒙牧州的Bermin~on College的访问学者(1941—1943年)，在此期间完成了著名的《大转变》。
二战后，卡尔成为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访问学者，此后一直在哥大教学，其普通经济史课程深受学生欢迎。1953年退休后留任经济学副教授，并担任经济增长的制度因素的跨学科研究项目主任。
卡尔晚年的主要工作是创办了co—Exis．tenne，这是一份进行经济学和政治学比较研究的跨学科杂志，目的是通过研究文化差异现实和人类状况统一推动世界和平。在组成了一个优秀的编委会并看到第一期杂志后，1964年4月23日卡尔去世了。
卡尔一生颠沛流离，但绝不放弃社会主义，更确切地说人道主义信仰。他始终对于自由市场经济抱有清醒的头脑，同时深信道德的力量。他对人类的本质抱有乐观的看法，认为逐利并非人类本性。经济要服从社会的需要，经济标准和价值不应成为社会的唯一标准与价值。在他看来，社会主义之所以比资本主义优越，不是因为其技术上更有效率，而是因为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使技术和经济秩序服从于社会和人类需要成为可能。总而言之，社会主义在道德上更优越，社会生活质量更高。
市场经济的社会文化基础
博兰尼思想的形成深受四个因素的影响：一是他的家庭及其革命经历；二是其动荡的生活；三是两次世界大战的冲击；四是亚里斯多德和欧文的思想。前三个因素促使他以人道主义的目光关注社会现实，并且对市场经济的深远影响拥有严肃的批判态度。卡尔对市场经济和社会现实的关注在亚氏和欧文那里找到了思想动力。亚氏关于经济的论断及其对文化的研究直接影响了博兰尼的人类学思想的形成。亚氏认为经济的出现不是源于人类的欲求，或者如古典学者所说的短缺的现实。人类在本质上和其他动物一样是自给自足的，其欲求源自社会过程或文化背景。无尽的欲求是一种文化扭曲而非人类本质。亚氏的这种论断直接影响了博兰尼关于市场经济是一种脱离(disembedded)经济以及关于古典学派的形式主义观点体现的种族优越论的讨论。亚氏创立的实证研究和归纳法也给他以很大的启示，这集中体现在他重视社会、文化因素的制度研究法，而非古典学派的演绎和心理学方法。罗伯特·欧文对博兰尼的影响之深不亚于亚氏。博兰尼认为同时代的思想家没有一个能够超越欧文对工业社会的见解。欧文发现了社会的现实，洞察到获利行为的扩展带来了社会的根本性变化，使人和社会服从于经济原则和价值。欧文相信社会的堕落和痛苦源于生命已经失去意义的文化真空。人类的拯救不能依靠高工资，只能靠道德的重建，从根本上说只能靠社会对经济的控制。
与许多著作等身的思想家相比，博兰尼的著作并不多。这大概和他颠沛的生活经历有关。除了著名的《大转变》一书外，还有一些经济人类学方面的论文和主编的论文集。他在经济人类学方面的论著使之成为经济人类学研究中的实质主义(substantialism)流派的重要一员，并且是二战后西方学术界中出现的实质主义和形式主义论战中前者的主要代表。他这方面的论著有他主编的《早期帝国中的贸易和市场》、《人的生活状态》，以及与人合著的《达荷美与奴隶贸易》。
亲历过两次大战人间惨剧的博兰尼毕生都在寻求破译他所处时代问题的答案，关注着现代市场经济出现后人类的命运与前途。他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