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6期
卡尔·博兰尼与市场乌托邦
作者：杨雪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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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格兰，1934年的“济贫法”改革法案恶化了公众的生活状况，标志着劳动力市场建立的后阶段的到来。作为自然环境的土地成为商品也经历了好几个阶段，关键性的是耕地的商品化，提高了产量，满足了不断增长的城市人口的需要。在英格兰，决定性的一步是1964年“谷物法”的废除。相比之下，货币成为商品不甚明显，但也具有同样的效力，因为它成了市场经济运行的润滑剂和商品交换的媒介。
事实上，市场经济制度的形成是自我调节的市场和社会的保护性反应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博兰尼看来，社会的保护性反应出于人的本能，并非如某些自由主义者所说的那样是一种人为策划的反市场阴谋。他引用著名的自由主义者Dicey的研究说，Dicey没有发现任何国家功能有目的扩张的事实。实际上，立法机关在市场经济制度中所表现出的行为——用工厂立法和社会法律保护沦为劳动力商品的工人；用土地法和农业关税保护自然资源和乡间文化；用中央银行制度和货币管理制度保护生产者和企业免受通货膨胀之苦——显然是“自然而然的，无意识的，而且被一种纯粹的实用(pragITlatic)精神化为现实”(《大转变》)。其他可以证明反自由阴谋是自由主义者虚构的事实包括：保护性行动具有惊人的多样性；立法的决定性支持者都拥护自由主义观点；许多国家都相继或同时出现了保护性立法；对专门问题领域干预是演进的；以及保护的对象不仅涉及人类和自然资源，还包括资本主义生产。“如果没有减弱这种自我毁灭机制行动的保护性行动，人类社会早就被消灭了”(《大转变》)。
自我调节的市场与社会的保护性反应的双重运动不仅是十九世纪的根本标志，而且是二十世纪民主的工业社会经济的首要制度动力。用博兰尼的话说，“十九世纪的社会历史就是一种双重运动的结果……一方面市场扩展到全球的所有角落，市场中的商品的数量以令人无法置信的比例增长，另一方面一个政策措施因被整合进强有力的制度之中，后者的目的是限制市场对于劳动力、土地和货币的行动……社会保护自己免遭自我调节的市场制度内在具有的灭顶之灾——这是这个时代历史的一个全面特征”(《大转变》)。企业间的合并、信用公司、卡特尔等的形成和运作的动机都是自我保护，甚至现代资本主义的核心经济制度——现代公司也是保护性反应的产物，目的是稳定和控制公司经营的环境，而环境中出现的危机大部分来自市场机制的不确定性。
但是，古典理论的继承者——自由主义者误解了这种保护性反应。他们用市场神话一方面虚构十九世纪制度经历了乌托邦特征，另一方面扭曲了保护性反应的本质，妄图把自由市场与保护性行动融合起来，把保护性行动直接转变成国家的干涉行动。然而，以自我调节的市场理想的名义干涉实际的市场运行是行不通的，二者不能融合，“所有社会保护的自然目标会破坏这样一种制度，并使之不可能存在”(《大转变》)。
博兰尼认为自由主义提出的国家干预政策都是与自由市场运转的需求相悖的。对市场的干预越多，造成的后果就越严重。因为干预有可能削弱市场的竞争性，使之走向垄断，市场中的个人被庞大的组织逐渐替代，经济调整的速度慢下来而且困难重重，市场的自我调节受到了严重的阻碍。最终，无法调整的价格和成本结构延长了衰退，无法调整的设备阻滞了非利润投资的清偿，无法调整的价格和收入水平导致了社会紧张，而且这种紧张超出了经济领域，必须借助于政治手段，但是市场社会要求政治与经济领域的分离，这实际上形成了破坏性紧张的另一个源泉(《大转变》)。
在博兰尼看来，自我调节的市场与社会的保护性反应之间的矛盾，自我调节市场中出现的问题需要政治手段干预与市场社会中政治与经济分离之间的矛盾，形成了十九世纪以来人类所有苦难的根源。对劳动者的残酷剥削，对自然环境的疯狂破坏，社会关系的商品化、金钱化，以及时常出现的经济波动造成的社会动荡都归因于它。最严重的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出现的席卷世界的经济大萧条和在这场经济危机中出现的纳粹主义。博兰尼认为纳粹主义的出现就是因为自由市场体制的破产后产生出的绝望心情和极端手段。
走出市场乌托邦
对于人类来说，市场统驭一切的社会是可怕的，因为服膺于经济利益的人类将成为贪得无厌的动物，不仅会毁灭自己生存的自然环境，而且会造成同类的相残，直至人类作为种的灭亡。对市场这种潜在危险的批判一直伴随着市场经济制度的发展。虽然有些批判出于意识形态的目的，但许多批判者都是抱着对人类终极命运的关怀，出于个人的良知。与其他批判者不同的是，博兰尼用翔实的史实批判了市场神话和市场乌托邦，并且明确地论述了市场经济需要市场社会支持的观点。他所做的就是澄清社会意识和文化中古典经济学造成的经济人假象，恢复人的本性，论证人们在本质上需要的不是逐利，而是相互需要。而国家和市场恰恰摧毁了人们原有的满足相互需要的制度。
幸运的是，博兰尼的思想在尘封了许多年后，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接受，其影响也远远超出了人类学领域，扩展到其他学科。如古代领域中的Moses Finley，东方史中的A．L．Oppenheim，西方经济史中的D．诺斯，E．L．Jones，研究市场道德和文化起源的JoyceAppleby，主张从文化角度研究剥削的E．P．Thompson和其他一些学者都深受其观点或方法的影响。社会学中正在出现的“政治经济”研究显然也受到博兰尼的影响，这点可以在沃勒斯坦、T．Hopkins，Fred Block的著作中看到。
倡导政治学和经济学结合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也把博兰尼视为其主要的理论参照者。著名国际经济学家Charles Kindleberger认为《大转变》一书是“二十世纪的经典之作”。目前一些研究苏东转轨问题的学者也开始从他那儿汲取营养。
博兰尼对市场的看法实际上延续了启蒙时代的精神。他富于洞察力的思想也许会使那些盲目宣扬市场神话的人及沉溺于市场乌托邦的人稍微清醒一下，还世界一个更人性化的社会。也许J．M．Clark说出了博兰尼所代表的一批人的心情：“最大的恶是否认那些代表人类最美好一面的激励因素。如果对自私的激励因素不能发挥作用，那是一种失败；如果对非自私的激励因素没有机会发挥作用，那会是一场悲剧。”
杨雪冬，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译著有《超越左与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