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6期
语言之墙
作者：易 丹
字体： 【大 中 小】
对于这些公国中的居民而言，他们的政府加入以普鲁士为首的联邦并非“自然而然”，他们的文化与普鲁士文化之间也不是天衣无缝。为了加强这些具有离心力的公国居民的文化认同，一种以所谓的“高级德语”(Hochdeutsch)为基础，以用这种语言写作的歌德、席勒等大师的作品为样本的“德语”被确定下来，成为了德意志联邦的共同语言。以前的公国文化和公国语言，被这个“普通话”所遮蔽，成了区域文化和地方方言。就这样，以歌德和席勒等大师为基础的“德国文学”传统，成了“德语”的根本来源，成了新的“德国人”用以确立自己的文化特性的重要工具。德语“普通话”和文学大师们的作品是如此之重要，以至于有一位研究者并不夸张地说：“如果我们的经典作家们没有预先创造出一个精神的统一体，俾斯麦永远都不可能实现政治的统一。”
与法国、意大利和德国相似的，还有保加利亚、捷克等国家。它们在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政体的同时，都不同程度地运用了(或者说以文学传统为基础“创造”了)自己的语言，来确定自己的合法性和公民的归属感。
3
由于历史的原因，由于历史所铸就的民族国家的存在，在今天的欧洲语言和文学斑驳陆离的版图上，要寻找统一的文化特征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不过，如果说“欧洲性”或者“欧洲文学”是一种纯粹的幻想也不切合实际，因为在这个大陆上，的确也存在过一种统一的“欧洲性”和“欧洲文学”。只是这种统一的“欧洲语言”和“欧洲文学”，伴随着中世纪的消失，已经成为历史。
在中世纪，以拉丁文为基础的天主教曾经在文化和语言上统一过欧洲。如果说今天的欧盟在经济和政治上正在逐渐形成一个欧洲实体的话，那么在此之前的所谓“欧洲”实体，就只可能是中世纪的拉丁语言和教会文化的“欧洲”。在那时，在欧洲大陆的大多数地区，教会拥有实际上的干政权力甚至统治权力。在那时，所谓文盲是指那些不认识拉丁文的百姓，所谓文化人是僧侣的同义词，所谓文化是指以基督教为中心的艺术、音乐，而文学，则是以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拉丁文写作的作品。在那时，最伟大的“欧洲”文学经典只有一本，那就是以拉丁文为载体的《圣经》。
在整个欧洲大陆上，基督教的各种教会以教堂和教区为中心，形成了一个深入而庞大的教育体制。这个教育体制培养出来的人才，自然是拉丁语人才，他们的教育背景和文化程度，都以拉丁文为基本尺度来衡量，他们在神学和其他学科领域内获得的研究成果，只可能是拉丁文的成果。怀揣拉丁文《圣经》的僧侣／文化人在欧洲大陆上漫游，将基督教文化传播到了几乎每一个角落。在拉丁文的牵引下，欧洲进入了“基督教王国”的版图；在基督教的天空和拉丁文的帐篷中，欧洲才有了一个较为统一的色调和较为集中的形象。难怪，二十世纪早期从美国到英国定居的诗人T·s·艾略特认定，欧洲的“新的整体性只能从老的根基上建立：基督教的信仰和欧洲人共同继承的古典语言”。难怪，从捷克到法国定居的当代作家米兰·昆德拉在他的一篇文章中宣布，如果要在今天寻找一个统一的欧洲特性和形象，唯一的可能性就是“怀旧的欧洲”。
即便是位于欧洲大陆最北端的丹麦，即便在许多“欧洲人”看来不属于“欧洲”的斯堪的纳维亚，也曾经被拉丁文所笼罩。只举一个例子就可以证明，这种拉丁文化在丹麦的统治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在中世纪以前，丹麦作为一个国家的正统历史并不存在。甚至在整个斯堪的纳维亚，中世纪以前都没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没有一个成型的书写文化。留存下来的古北欧文字(runic)石碑雕刻，和依稀可辨的古钱币图纹，成了后人可以窥见北欧海盗辉煌历史的些许残片。除此而外，还可以算上一些以丹麦语为主体的古北欧语的口头民间传说。但所有这些东西加起来，对一个历史学家来说也嫌太少，不足以构成一部像样的丹麦古代史。事实上，直到今天，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在研究公元十世纪之前的丹麦时，还得依赖丹麦以外的资料。比如，在公元九世纪初左右征服了萨克森人(今天的德国北部)的法兰西人，就留下了一些关于当时的丹麦君王的记载；在北欧海盗们曾经征服过的地方，比如英格兰，也留下了一些关于这些骁勇战士的描述。
这些记述，大多是用拉丁文。
在十三世纪初期，为了确认丹麦人“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为了确认丹麦作为一个王国的存在的合法性，一位丹麦僧侣／历史学家萨克索(Saxo Grammaticus)在丹麦大主教阿布沙龙的要求下，终于写出了丹麦最早的一本正史：《丹麦史》。这本珍贵的历史著作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基督教进人丹麦之前的历史的记录，这其中大量的内容来源于丹麦的民歌和传说，第二部分，是对公元十世纪左右基督教进入丹麦之后的历史的记载。从某种意义上讲，《丹麦史》的一半是文学，一半是历史，因为它对基督教进入丹麦之前的历史的追溯，基本上是依据民间传说和民歌来完成。因此，这部《丹麦史》，既是关于丹麦历史的最早著作，也是丹麦文学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英国戏剧家莎士比亚最伟大的悲剧之一《哈姆雷特》，就是根据萨克索这本丹麦史里所记载的传说创作而成。
但这部开天辟地的丹麦经典，也是用拉丁文写的。
这本书是一个奇妙的矛盾体。丹麦人的“丹麦性”，丹麦作为一个王国的文化和历史，在萨克索的这本书中得到了确认，但这种确认的过程却没有使用丹麦的语言。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标准来衡量，如果在谈论文化和历史的时候没有考虑语言的构成因素，那么这文化和历史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换句话说，萨克索的丹麦史也许记载了丹麦的过去，强调了丹麦人的“丹麦性”，但因为这部历史是用拉丁文写成，因而我们在接触它所表达的“丹麦性”的同时，实际上也不可避免地要和某种“欧洲性”相遇。形象地讲，丹麦的历史和文化，丹麦人的“丹麦性”，都被萨克索在自己的著作中用拉丁文过滤了一遍。尽管后来的许多人都称赞说，他的拉丁文十分优雅，但我们却不得不承认，这优雅与丹麦独特的历史和文化没有多大关系。
从另一个角度看，恰恰因为使用了拉丁文，萨克索的《丹麦史》才可能对当时的丹麦历史和丹麦特性有所建树，才可能在一个较为统一的欧洲文化大背景下，传播有关丹麦文化和“丹麦性”的信息。在《丹麦史》出版的年月里，只有拉丁文才可能扮演一种“国际语言”的角色，因此，只有以拉丁文写作的书，才可能在整个欧洲范围内获得读者，才可能成为当时的贵族阶层和知识分子阶层关注和谈论的话题。(具有象征意义的是，现在能够找到的萨克索《丹麦史》最早的印刷本残片，没有保存在丹麦，而是保存在法国的安格斯图书馆)只要达到了这个目的，萨克索和他的主教的心愿就可算了结了一多半。因为，在他的《丹麦史》的引言中，萨克索曾直截了当地宣布了他写这本书的目的：因为其他国家都有以它们过往的成就来宣扬自己的习惯，其他国家都喜好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