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6期
语言之墙
作者：易 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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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的祖先，因此阿布沙龙，丹麦的大主教，一直就有一个久久不能释怀的心愿：颂扬我们自己的祖国。他当然不会让这种颂扬没有珍贵史料的支撑，因此，当其他人都拒绝了主教的要求后，为丹麦人写一部历史的重任，就落到了我的肩上……
这本《丹麦史》的最终目的，是要在“其他国家”都以历史来“颂扬”自己的过去和确定自己的文化边界的时候，也为丹麦人的爱国主义热情寻找一个历史的支撑。很明显，当萨克索和他的主教在考虑“丹麦历史”的时候，他们的眼光更注重的是“其他国家”：“其他国家”都有自己的正统历史并为之而骄傲，丹麦当然不能没有这样一部东西。因为要考虑到“其他国家”，因此这部丹麦的历史应该用拉丁文写成，否则，“其他国家”的人们怎么可能知道丹麦人为之骄傲的过去是什么模样？
第一部伟大的《丹麦史》所具有的这种独特的语言状态，无疑是关于“欧洲性”和“欧洲文化”的一个隐喻。在中世纪大一统的拉丁语境中，“欧洲文化”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存在的基础；但恰好也是在这个拉丁语的共同性之内，在这个“欧洲文化”的笼罩之下，不同国家的不同文化也不可避免地被置人了背景。这种几乎是天然的矛盾性，决定了不可能出现一种既保持多样性和多元格局，又能够共享某种整体性前提的“欧洲文化”或者“欧洲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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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4月21日的上午，一艘丹麦军舰缓慢驶进了冰岛首都雷克雅韦克的港口。同这艘军舰一起到来的，还有一个由丹麦的部长和议员组成的代表团。在码头上，有数千冰岛人等待着军舰的靠岸，从港口到市中心的道路两旁，也聚集了无数挥舞丹麦国旗和冰岛国旗的冰岛儿童。他们准备欢迎的，不是这艘军舰，也不是军舰上的丹麦官方代表团。而是军舰所运送的东西。
那艘丹麦军舰上，装载着两本手稿。这两本手稿，是著名的冰岛传奇或冰岛诗史(saga)中间最具有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的两部。经过多年的谈判努力，丹麦人终于决定放弃他们所控制的冰岛文学手稿，将近一千部文献陆续归还给冰岛。这两部手稿在这一千部中最有代表性，所以交接的仪式被安排得如此郑重其事。
冰岛人当然有理由对这些手稿的回归感到高兴。这倒不是因为这些手稿价值连城，可以增加冰岛国库的份量，而是因为这些文学作品原件的回归，为冰岛从丹麦获得政治和经济独立画上了一个圆满的文化句号。丹麦人用军舰送还冰岛人的史诗手稿，其间的象征性含义也自不待言：从北欧海盗时期就已经开始的血与火的民族征战，现在已经过去。丹麦人现在决定彻底放弃这个曾经被他们所拥有的海岛。被送还给冰岛人的，是他们独立的民族性和文化身份。
用文字写成的文学作品，在雷克雅韦克的港口受到如此的礼遇，在外人看来也许略微有些夸张，但在冰岛人和丹麦人看来，这却是冰岛作为一个民族国家获得根本独立的最终表达。文学作品在这里不再是文学作品，语言不再是语言——它们都变成了两个国家用以界定自己民族性和合法性的文化符号。正因为这些用冰岛语言写成的文学作品具有如此重要的文化符号作用，丹麦过去的国王们才会想方设法地拥有它们，冰岛的独立运动人士才会处心积虑地运用它们，成功独立了的冰岛政府才会要求丹麦政府归还它们，丹麦才会如此隆重地派军舰和政府部长护送它们。这些文学手稿，无疑早已超越了语言、文学或历史的范畴，成了民族国家政治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
语言和文学在民族国家诞生过程中所扮演的作用，对于中国人来讲，已经十分陌生。更不用说派一艘军舰和一个官方代表团去隆重地归还有争议的文学作品手稿了。
从有文字记载的中华历史的最早几页开始，中国的语言和文学从来就与中国人的民族性和文化身份紧密相连。从甲骨文到大篆小篆，从《周易》到《诗经》、《楚辞》，这个不间断的传统一直牢固地占据着中华文化的核心位置。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实施的所谓“书同文”，无非也只是将同一种文化和文学传统的不同书写方式废除，认定一种更加规范和统一的文字系统，从而帮助他把相互争斗的战国诸侯们统一到一个中央集权的王朝之中。在秦朝之后的两千多年里，中国文化的脉络持续不断地在同一种语言和文学传统中延伸，哪怕在这当中出现过多次外族对华夏的征服，哪怕“中国人”这一概念在不同的朝代指称着不同的统治者，包含着不同种族之间的相互混合。以汉字和汉语言文学为中心的文化，从来没有因为朝代的更迭或外族的征服而出现分崩离析。相反，这个文化内核总是顽强地抵抗着时间的磨损，抵抗着战火硝烟的破坏。中华文化的演变，像滚雪球一样不断增加着外层的厚度，但其核心的部分却始终保持不变，成为所有的王朝和政治体制都不得不认同的文化根基，成为无论皇帝们还是臣民们都用以衡量和标明自己民族身份的最终尺度。
正因为有了这样一个文化历史，对于中国人而言，欧洲人在过去两百年里所经历的民族国家产生的阵痛，它们所经历的以语言和文学为基础的文化认同的建立，就显得有些费解。也正因为有了这样一个文化历史，中华文明的生命力，中国现在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对于欧洲人来说也成了一个费解的谜。欧洲人习惯于用他们自己的民族国家概念、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和文化体验，来测量和解释中国的情形，结果是他们总不能正确地看待中国今天的所谓“民族问题”。
在奥尔堡大学的一次关于中华文化演进的讲座上，我曾经对我的听众说，如今在欧洲和北美引人注目的所谓“多元文化主义”，实际上在中国的历史上也一直存在。“中国人”这个概念本身，经过了几千年的文化演变和历史积淀之后，就已经是一个“多元文化”的东西了。它同现在欧洲的“德国人”、“意大利人”或“丹麦人”不一样，不是一种新近诞生的民族国家成员概念。因此，如果将欧洲民族国家的体制格局和文化认同方式拿来衡量中国，注定会引发许多误解。
从表面看，他们几乎同意我的解释。但实际上我能够体会到，他们仍然不能从根本上理解这一点。对于丹麦人而言，“多元文化”是一枚刚刚才含到嘴里的酸果。在经历了前两百年国境线的变迁之后，丹麦的语言和文化最终缩小到了现在的四万多平方公里的面积内，原来可能存在的“多元文化”格局，最终变成了一元的丹麦文化格局，曾经可能“多元”的地方，挪威的一部分、瑞典的一部分、格陵兰、法罗群岛，还有丹麦南部被普鲁士吞并的两个省，都在并不久远的过去纷纷脱离丹麦；冰岛人仅仅是在三十年前，才得到了丹麦人归还的文学作品手稿。“多元文化”格局的消失，将丹麦塑造成了一个高度“一元文化”的纯粹的年轻民族国家。用这样一种民族国家的望远镜，来观察远在东方的古老中国，注定了会出现视觉误差。
因为在中国，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与国家建立，走的是与欧洲国家完全不同的另外一条道路。
易丹，学者，现居成都。主要著作有《1979--1989中国现代美术史》、《断裂的世纪》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