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6期
语言之墙
作者：易 丹
字体： 【大 中 小】
1
语言是空气。几乎每天每时，你都要做这样的语言呼吸。它是如此地平常，以至于你都无法感觉到这个循环行为的存在。你只是不断地吸进，呼出，又吸进，再呼出。
如果说语言是空气，那么由语言构成的文学就是笼罩在我们头上的云雾雨雪，起伏不定，风起云涌。作为语言的艺术，文学蕴含了任何一种语言可能出现的所有丰富变化，从高雅到低俗，从官方到民间，从书面到口头，从标准到方言。在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种文化，文学作品都是蓄积语言的水库，文学家总是能击败语言学家，获得“语言大师”的称号。
在四川大学，我教学的中心内容是西方文学，其中，理所当然地包含了丹麦的文学泰斗，那个为成人写童话的安徒生。但是，天知道我的教学内容中有多少真正的云雾雨雪!所有的‘这些欧洲文学，都使用中文的翻译作品，都使用中文讲解。换句话说，所有的欧洲文学作品，都被封装在一只半透明的袋子里，在我和学生之间传来传去。即便我们都懂得英语，但谁也不能保证，那些法国文学、德国文学、意大利文学和丹麦文学的精品，在这只翻译的袋子里是否能够保持它们原有的鲜活模样。这也是一种无奈的事，因为在中国，动辄就能阅读五六种语言的博学大师，只有屈指可数的那么几个。
这种尴尬的情形，导致了我们的大学课堂里，总是有一个概括性的“欧洲文学”概念。毕竟，在面对欧洲那么多不同的语言时，在面对那么多由不同语言构成的文学时，使用望远镜总比使用放大镜容易，犯错的几率也低一些。只是，在我们对“欧洲文学”或“欧洲文化”进行这样的鸟瞰的时候，我们也必然对每一个处于欧洲大陆的国家的文学进行武断的宰割：在“欧洲文学”总体概念的涵盖下，在诸如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浪漫主义等等框架的包围下，每一个国家的语言文学都变得有些千人一面了。
这当然也没有什么致命的错。
唯一让人不安的是，在真正的欧洲，所谓的“欧洲文学”却是一个空洞得不能再空洞的说法。一个奇怪的现象足以说明这个问题：在中国，我们已经出版了无数本经典的“欧洲文学史”，但在欧洲，却并没有这样一本文学史存在。据说，有一些欧洲学者在几年前就已经开始考虑编写一本“欧洲文学史”，但事到如今，却始终未见踪影。
欧洲人写不出欧洲文学史，这看起来有些滑稽，但却是事实。其实，只要考虑到欧洲文化和欧洲语言的构成格局，这个事实就一点也不奇怪了。抛开其他的原因不谈，只要一个问题不解决，就注定了要使欧洲的欧洲文学史难产：在这个地方，你用什么样的语言来写一本“欧洲文学史”？英语？法语？还是捷克语或者丹麦语？如果用英语，法国人会认为那是对他们语言的挑战和蔑视；如果用法语，意大利文学就必然面临被翻译成法语而失去亚平宁文化色彩的危险；如果用德语，西班牙的小说和英国的戏剧都变成了德国人在叙述和表演；如果用丹麦语、荷兰语或瑞典语，则所有其他国家的人都会认为是笑话。如果所有这些语言都不能构成为“欧洲文学史”的合法载体，那么用波兰人柴门霍夫发明的世界语来写呢？可惜，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多少人能够使用这种奇怪的空中楼阁语言，更谈不上一个可以进入文学史的“世界语文学”的存在。
当然，写一本欧洲文学史并不是一件多么重要的大事。没有一本统一的欧洲文学史，欧洲的文学照样繁荣。“欧洲文学史”在欧洲的难产，无非是一个生动的欧洲文化格局的写照：它说明了，在这个由各种语言构成的文化大陆上，一体化的“欧洲文学”乃至“欧洲文化”是多么的虚无飘渺。
语言的牢笼在锁定它们的使用者的同时，也锁定了不同国家的文学边界。
2
语言和文学不仅是欧洲不同文化之间的明确边界，而且是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水晶边界。
在这个大陆上，今天存在的大多数民族国家，都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从1814年的维也纳和会之后，欧洲的政治体制开始从封建王朝和城邦国家向民族国家过渡。在这个过程中，欧洲大大小小的民族国家的边界一直在发生变化。从十九世纪初期到十九世纪末期，有些民族国家逐渐地以某一种语言和文化为核心，确立了自己作为主权国家的身份，有些国家的政治结构，却在文化和语言差异的鸿沟上被颠覆。这个过程，可以说一直持续到今天的科索沃争端，其中还包括了发生在二十世纪的两次空前的世界大战。
除开枪炮和流血、选举和政变，在欧洲的民族国家形成过程当中，语言和文学也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法国大革命后，法国的布尔乔亚成为了这个欧洲大国最富于生命力的社会阶层。布尔乔亚与贵族阶层在社会地位上平起平坐之后(在巴尔扎克的小说中可以找到这种现象的丰富表现)，以法语为载体的法语文学成了社会文化结构重组的重要工具。作为一个民族国家，法兰西共和国亟待树立自己作为一个实体的文化上的合法性，因为，直到十八世纪末，在今天法兰西版图上的多数居民，并不是讲“法语”的共和国公民。一个具有自己鲜明特征的法国语言和法国文学，通过势力庞大的布尔乔亚在教育系统大规模推广法语文学，在整个十九世纪的一百年中逐渐获得了统治地位，同时也培养了法兰西共和国公民的文化自觉性和民族凝聚力。
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意大利，出现在1861年到1870年间。在此之前，亚平宁半岛上存在着多个城邦国家，这些城邦国家的臣民们隶属于不同的君主，他们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意大利人”。更糟糕的是，他们所讲的语言各不相同，并没有一个通用的“意大利语”存在。因此，在意大利统一成为一个民族国家之后，意大利所面临的最紧要的政治课题之一，就是要为这个国家找到一个共同的语言，为它寻找一个文化身份，以加强它作为一个主权独立的统一民族国家的合法性。于是，一帮知识分子从过去的文学大师——但丁、薄伽丘、彼特拉克——的古老典籍中挖掘出来一个“过世的语言”(una lingua mona)，将其作为了意大利的国家语言。这种语言之所以被叫作“过世的语言”，是因为在这个半岛上的二千二百万人口当中，只有大约六十万人懂得“意大利语”。这个“意大利语”是以在但丁和其他文学家的著作中成型的佛罗伦萨方言为基础，经过与其他几种地方方言整合而成。在“意大利语”被“创造”出来之后，意大利的政府花费了大量心血在学校中教授和普及这一语言，并通过“意大利文学”的作品来增强它的文化合法性和文化厚度。这一过程是如此之漫长，以至于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也就是在意大利实现政治统一的一百年后，“意大利语”才成为了意大利大多数公民使用的“普通话”。
德国的情形与意大利不相上下。1870年到1871年，德国以普鲁士为基础，开始实施民族国家的政治统一，原有的自由城邦、教会领地和公国封建体系在工业化的进程中逐渐被一个联邦制的政治实体所取代。但是，新诞生的德意志也面临同样的语言和文化认同课题。在以前相互独立的公国中，存在着相互独立的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