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2期
消失的语词
作者：季红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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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最早期的军装，是普通棉布的，只有解放初期的军人才拥有。而另一种时尚，则是追逐军装式样与颜色的变化。取代平纹棉布的是不容易掉色的人字呢军装，的确良发明出来之后国防绿又取而代之，到文化革命后期的时候，比较上层的军干子弟中开始流行将校呢制服、毛领大衣与将校靴。这更使一般的平民子弟不可企及，以前的各种样式还可以勉强摹仿制作，仿军绿棉布和塑料的军服扣子，曾经一度畅销，价钱也还可以接受。而将校呢则是一般家庭无法问津的，商店里也很少出售。
那个时代，男女之间的社交是被不成文的舆论所非难的。开展一帮一、一对红的活动，把男女之间的接触，给出了一个革命化政治化的限定。这使一部分男知青立刻活跃起来。在此之前，他们只能以看老乡的方式，或者求人办事的借口，来女知青的宿舍。即使是真的搞对象，也只能在黑夜里偷偷摸摸地进行。这回有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口实，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来约女知青。为了表示光明正大，一男一女通常是在众人的视线可以企及的地方，比如集体宿舍的门前。一开始的时候通常是腼腆的，而且带着没话找话的尴尬。从形体到表情，都是僵硬的。加上装腔作势的一本正经，更显得滑稽可笑。用北京民间的说法，就是假门假式。
这个词语是彻底地消失了，在八九十年代的语汇里找不到同义的说法。只是在八十年代的初期，整个社会都在呼吁青年问题，教育落后青年成为一个持久的话题，当时有一个模范人物朱伯儒，事迹中最感人的一项就是以信任感化了一个小偷。还有一出很出名的话剧，也是帮助教育女流氓的。当时的报纸上经常报道，女团干部不顾社会偏见，主动嫁给刑满释放的男青年。这或和“文革”当中“一帮一、一对红”活动相似，但是走得更远。那时候只限于思想帮助，这回是连身体都要付出，完全是不计得失的奉献，正和八十年代整个社会要求女人牺牲的主流话语相吻合。
红五类与黑五类
在阶级社会里，出身是非常重要的。这意味着财产、荣誉与地位。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的国度，出身对一个人是非常重要的。上古时期就不用说了，贵族占有着社会的绝大多数财富。故《诗经》里有“彼君子兮，不素餐兮”的名句，《左传·曹刿论战》中有“食肉者鄙，未能远谋”的经典细节。魏晋时期的门阀制度，更是严格周密。这经常是诱发朝代变化的社会根源，统治者也逐渐认识到它的弊端，作为让步不断地实行一些改革。比如，官员由单纯的世袭到科举考试。到了近代，经历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洗礼的欧洲文化的强制性入侵，使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开启民智的重要。为了救国图强，才实行了平民化的改革。但这不等于出身的意识不再存在，只是换了一些内涵，或者说是价值观念发生了变化。新兴的资产阶级与政治上的暴发户，取代了封建官僚地主的地位。而新式大学的毕业生，也取代了旧式功名的状元榜眼们。留洋回来的，要比土生土长的更吃香。政治的联姻依然存在，通常是军政与商政的结合，或者是同一行业中门当户对的选择。就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门第与出身也仍然是重要的。当时的新式女青年，时兴找留学生，留日的还不行，一定要找留英美的。这种风气带到了台湾，一直保持到七八十年代。有一本杂志上曾经有过一个报道，某著名女校的毕业生聚会，她们打的标语是，我们嫁了多少哈佛的博士，数字是三位以上。
1949年以后的内地，经历了阶级关系的急剧变化，出身却比任何时期都重要，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发展到登峰造极。如果出身不好，在升学、就业以及婚配等一系列问题上，都要受影响。七十年代末风气才逐渐扭转，先是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使海外关系成为一种政治资本，带来一系列政治与经济的实惠。其后是教育体制的改革，考试制度中政审的尺度放宽。这在一个时期内形成了一股怀旧的风气，人们重新阐释着血统的价值，都把自己的祖上说得越富有越光荣。家族意识空前地强，一直发展到不惜重金修坟造墓，而且政府屡禁不绝愈演愈烈。这种现象在南方尤其普遍，在东北这样儒教文化影响相对薄弱而殖民文化影响又较深的地区则比较罕见，或者基本没有。那里的人们更重视现实的经济效益，“疯狂的君子兰”曾经是七八十年代之交时，中国人向钱看的典型事件。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的兴起，则带来了又一轮阶级关系的变动。个体户是最早暴富的人，他们通常是一些底层市民，长期处于政治经济体制之外，生活无着，所以最初是被人们瞧不起的，而他们在经济上的地位，首先引起了高于阶层的愤怒，因为个体户实际上正在取代他们往昔优越的经济地位。突然意识到钱是可以这样赚的时候，他们及其子女才平息了自己的怒气，转而利用手里的特权和社会关系，或者倒卖稀有物资或者卖批件，迅速进入了新贵的阶层。当“让一些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刚刚出台的时候，一些农村的基层干部立即高兴地说，让谁先富起来?就是让我们先富起来。这很有点像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情况，封建贵族资产阶级化。不仅中国，苏联解体之后，在新的经济体制中，首先富起来的也是原先的特权阶层，党委书记们摇身一变都成了公司的经理，利用原有的贸易渠道和国际市场的物价差额，非常神速地发达了。他们被称为俄罗斯新贵，或者委婉地被叫作新俄罗斯人。不可否认的是，市场经济的活跃释放出了民间的活力。最早富起来的人们当中，有不少起于底层。特别是席卷全国的商潮，改变了不少中国人的价值观念，钱正成为整个社会运作的杠杆。此外，权力与金钱的联姻，也迅速地蔓延，导致了吏治的腐败。有一篇著名的报告文学，就是最早揭露了通过儿女联姻的方式，金钱与权力的交易。进入九十年代以后，知识分子经商也蔚然成风，这极大地改变着人们对个体户的偏见。意识到发财的不都是没有文化的人，而新兴的白领也逐渐形成了一个不小的阶层。这影响到人们门第观念的转变，没有经济实力的空头衔已经没有什么吸引力。文化革命以前的高干与高知，日益趋于没落。有一个小品，曾经非常简练地概括出这种门第观念变化的历史：“七十年代的姑娘爱出身，八十年代的姑娘爱文凭，九十年代的姑娘爱经营。”
“红五类”与“黑五类”是文化革命时最基本的门第区别。所谓红五类指的是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军队干部和革命职员，而黑五类则是指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分子。其实在实际掌握的政策中，还有一些更细的分类。比如，资本家也属于黑五类的范畴，有海外关系或社会关系复杂的，也都属于不被信任的人。此外，还有一些处于两者之间的，比如中农和富裕中农，政治清白的知识分子等。在“文革”的初期，1949年以后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还是依靠的对象，受冲击的主要是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他们通常被冠之以“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各个单位的“文革”小组，大都是新式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层被彻底打人另册，是在1974年“反复辟回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