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2期
消失的语词
作者：季红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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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破鞋
对“搞破鞋”这个词语起源于何时，我没有考证过。但它显然是来自民间的语汇，是中国文化中众多涉性的语汇中的一种。因为鞋是女性生殖器的象征，与此相关的还有井、锁等。而破鞋意味着女人性关系的混乱，搞则是指男人越出婚外的性关系。鞋是中国文化中最古老的生活器物之一，在上古时期就有郑人买履的寓言，可见源远流长。随着西方物质文明的侵入，这一隐喻的说法也不断丰富着语汇，寻找着新的喻体。比如，在城市里汽车是人人都熟悉的交通工具，而公共汽车即是鞋的替代词。在革命文化的话语系统中，与此相关的说法是生活作风不好。这种说法因为更含蓄，因而也更启发人们的联想。都源于中古时期形成的女贞的性道德观念，而且只针对女人。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漫长历史中，男人的性道德是非常宽松的，一夫多妻是基本的婚姻制度，所以有“妻不如妾，妾不如妓，妓不如偷”的说法。西风东渐导致了中国文化的震动，基督教文化中一夫一妻的制度逐渐被中国人所接受，并且成为具有法律效应的国家意识形态。但在西方文化中，给这一制度中的男人以补偿的，是整个社会默认的情人，它起源于中世纪的骑士理想。而在中国，找情人也是属于“搞破鞋”的范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人的性道德观念开始松动，非婚的同居、婚外的性关系不那么不可容忍，但也只是相对男人而言，延续着中国男人多妻的集体无意识。女人基本上还是要在原有的婚姻关系中，承当着相夫教子的文化功能。嫁不出去的女人是被人看不起的，有婚姻关系而红杏出墙也是被舆论所不容的。所以，在深圳等开放程度大的地区，养二奶是人们习以为常的现象，法律对之无能为力。
这种观念变化在语言中的反映，是涉性的语词开始变得温和。以第三者插足，代替了北方地区广为流传的“撬(发qiang音)行”。这两种说法虽然仍然带有贬义，但不分性别，毕竟体现着两性关系间的平等，比起“搞破鞋”都进了一步。因为男人能搞“破鞋”是一种本事，而当“破鞋”的女人则几乎要承担所有的道德谴责。与此同时，对各种婚外的性关系，也有了详细的分类，各有不同的称谓。对于没有婚姻契约的性关系，形象的说法是找临时工。对于未婚女人的性行为，在北京民间的说法是“搞补差”。虽然更加曲折，但是仍然透露出对女人非婚性关系的轻蔑。这个词语最早起源于文化革命后期的七十年代，为了解决大批待业青年的就业问题，政府动员一些职工提前退休，作为对他们的经济补偿，许可他们到其它单位找一份临时的工作，以补足工资的差额。但是，我始终搞不明白的是，这一说法何以是针对给人当情人的女人。男人的性和感情在婚姻中得不到满足，就到婚外去补偿还好明白，而未婚的女人好比原本没有工资的待业青年，何有差可补?反复思考终于明白，因为这种情人关系是临时的，而且不限于一个对象，多是在男人的妻子不在的时候。而对于年青女人勾引成功的男人，则报纸上也公开地称之为“摘桃子”，这个词语最早为中国人所熟悉，是由于毛泽东的一篇著名文章。
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全民化的性启蒙，而其丑陋与邪恶导致了一代人的性恐惧。最先开始的是游街，一些女人被剃了阴阳头，脖子上还挂了鞋子。这是最早听到“破鞋”这个说法，但也完全不懂其中的性隐喻，只知道“破鞋”指的是生活作风不好的女人。那时候“破鞋”一词除了性关系混乱之外，还包括穿奇装异服等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内容。其次是漫画。从刘少奇这样的国家领导人到学校校长，他们的婚姻状况都被人们想像成色情的内容。两性之间的身体接触，被恶意地丑化着。再后来是大字报，其中有关性的内容吸引着最多的读者，街上的顽童们欢天喜地地大声重复着关键性的句子。尽管如此，两性之间的关系仍在民间发展着。上中学的时候，一个漂亮的高中女生和军宣队的一个解放军，在树林子里睡觉，被一群顽童发现，召来大人把他们扭送到了派出所。那位解放军被调离，而那位女学生则在人们的笑骂中抬不起头来。她的身后经常追着一群孩子，骂她是“破鞋”。关于她的故事则在女生的悄悄话中流传，其中的一则是说她的母亲，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为她和那个解放军放风。
九十年代的人们已经很少上个时代人们的道德激情，随着国家意识形态的相对宽松，各种被压抑着的民间话语重新兴起，流行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中。从域外传人的性幽默，又启发了中国男人的想像力，各种各样的黄色笑话广为流传。这固然仍然是文明压抑的结果，但毕竟体现了对抗压抑的自我调节能力。把压抑导致的攻击性消解在说笑中，这表现出现代人的智慧。大家在一起说说黄色笑话，比互相窥视隐私要好，至少可以保持心理的健康。“搞破鞋”这一词语正在公众的话语系统中消失，但还保持在民间的语汇里。比如某大城市有一破产企业协会，被那个城市的居民心照不宣地简称为“破协”(谐鞋音)。这里已经完全没有道德谴责的恶意，而是一种纯粹的幽默。
一帮一、一对红
这个词语的意思是指两个人在一起谈心，其中的一个必须比另一个政治水平高，通过他的帮助和影响，使另一个迅速进步。而“红”是所有革命文化的共同象征。革命领袖是红太阳，坚决保卫革命领袖的青年自称是红卫兵。军人的领章与帽徽，都是一片单纯的红色。只管读书不问政治的人，被批评为只专不红。狂热地宣传革命思想的观念艺术都有一个红的前缀，比如红海洋、红宝书。在被打倒的人的名字上，要画上一个红叉子。就像中国封建社会时，以黄为贵一样，红色是新中国最高贵的颜色。这种观念的形成，有来自域外的首先发明。因为红是鲜血的颜色，蕴涵着暴力，而被世界各国的革命者所偏爱。中国人对于它的崇拜的另一个源头，则是原始的萨满教。因为红是最鲜艳的颜色，而使原始人相信它有驱邪镇妖的能力。这两种文化源头融汇在一起，形成了中国当代最丰富的政治话语内容。五十年代已经初具规模，文化大革命更是以话语暴力的形式，把它发展到极端。1949年以后出生的孩子，名字里有一个红字的为数不少。而在相对比较有文化的阶层，通常是用与红同义的丹字或彤字。
“一帮一”这种形式，最早是由解放军发明的。后来由于最高层的提倡，而向全国推广，由此迅速普及到全国各地。当时的口号是：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军人在政治活动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支左(即支持左派)使他们取代了各级政府的职能。军事管制是平息各种骚乱的不二法门。不仅如此，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他们都处于被优待的地位。到处都贴着军人优先的标语，连他们的家属也都趾高气扬。当时的绝大多数青年，最高的人生理想是参军，军服是最时髦的服装。记得小学同学里有一个军干子弟，长年穿一件褪了色有四个兜的旧军装，整天挂着两筒大鼻涕，学习一塌糊涂。文化革命以后，他的这身行头成为最珍贵的服装。从中不仅可以看出他高贵的血统，还可以证明他父亲资历很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