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2期
消失的语词
作者：季红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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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运动中。当时有一个显赫的人物，特别强调要注意那些在党内有职务、业务上又是骨干的中青年知识分子，认为他们是最危险的人物。这些阶层中最稳定的是“工、农、兵”，除非少数爬得太高的人，在政治的变动中摔了下来，比如曾经位及副主席的王洪文，绝大多数的“工、农、兵”，依然信守着“爬得高、摔得焦”的格言，缺少政治冒险的激情。九十年代初使万人空巷的一部肥皂剧《渴望》中的刘大妈，她的生活信条，代表了典型的市民阶层的价值观念。而最不稳定的阶层则是革命干部，今天是革命的，明天就可能被揪出来。今天还在挨斗，出了牛棚就可能被结合进“革命委员会”。这就使出身的含义，需要不停地解释。还有一些界限也是需要特别深究的，出生成份究竟是按照爷爷那一辈算呢，还是应该按照父亲那一辈算。在参军和提干等一系列情况下，查祖宗三代是一贯的作做。从六十年代就已经开始实行了，许多大学的保密专业政审都是非常严格的。但是一般的就业和升学，如果也这样深究的话，恐怕就要“洪洞县里没好人了”。于是就有了不断的调整和补充。此外来自民间的不满也影响到社会的稳定，首先是在知识分子当中，当时著名的口号“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引起了不少青年知识分子的强烈不满。遇罗克烈士就是针对这种血统论写了《论出身》的雄文，而惨遭死刑的结局。一味的镇压已经没有效果，因此才有了政策上的调整。首先是重申“有成份，不唯成份，重在政治表现”的原则，继而又开展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运动，反复申明党的干部和群众中的百分之九十五都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大学重新开始招生的时候，虽然明确规定以群众推荐的方式招收“工、农、兵”学员，但还有一条是包括“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就是说“黑五类”出身的人，只要政治表现好的话也属于可以考虑的范围。其次，则是在七十年代中后期，专门发了一个“五十四”号文件，明确说明出生成份应该按父亲算。
在九十年代新一轮的阶级变动中，“红五类”和“黑五类”的门第观念已经不存在了，代之而来的是以金钱为标准的新的势利。“红五类”的词语是彻底地消失了，它实在是不得人心。就是在一代人怀旧的风气中，也没有人愿意重提这种耻辱。在商业的大潮中，京城里开设了不少以“老三届”、“北大荒”、“黑土地”为名的餐馆，却没有一家是以“红五类”命名。有意思的是“黑五类”却成为了注册的商标，并且是系列产品，其中包括“南方黑芝麻糊系列”、“南方黑豆奶系列”、“南方黑麦片系列”、“南方黑芝麻汤圆系列”和“黑八珍系列”。这除了系列品牌的巧合之外，显然也带有幽默的成分。这个词语虽然进入了商业的潮流，但就其原初的含义已经不复存在了。所以，这个语词也应该算是消失了。
粮本粮票、购货本、布票及其它票证
粮本粮票、购货本、布票的通行，大概是起源于五十年代前期粮食和棉花的统购统销政策。当时可能是为了打击不法商人囤积居奇，而实行定量供应。其它的票证则是根据不同时期的物资紧缺情况，不时地进行调整，而且各地有各地通行票证的不同内容，随着市场情况的变化而时有时无。比如在六十年代的大饥荒中，东北连烟都要发票，“文革”时期，则连鸡蛋和豆腐也发票，票证之多简直数不清楚。在困难时期的北京，洗衣粉和肥皂也是凭票供应的，买高级点心是根据级别发票的。当时有一首童谣唱到：“高级点心高级糖，高级老头上茅房，一拉拉了高级屎，忘了带高级纸。”在“文革”时期的北京，买煤要用煤证，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文革”时因为一些轻工业产品短缺，北京发行过工业券。大到买自行车小到买块把的确凉衣料，都要使用这种工业券，直到七十年代末才取消。别的城市则是发自行车票、缝纫机票等等，一般都是名牌的货物。一直到八十年代，短缺的物资还是分配到各单位，由领导说了算，或者是主管部门的人近水楼台先得月。布票是在八十年代初取消的，粮本和粮票使用得时间最长，直到九十年代初才取消。购货本在不同的时期供应的货物不同，在“文革”前的北京，里面包括每月一人一两芝麻酱、二两碱面等。逢年过节的时候，每人有一两黄花菜和木耳，每户有半斤花生。在最困难的时期，连买菜都要用购货本，一人一天二两菜。
粮票分地方和全国通用的，地方和地方的用法也不一样。北京的粮票里不含定量供应的油，油另有油票，此外粮票中又分面票、米票和粮票，每月根据比例凭粮本分发。河北的粮票则分得没有这样细，油票包括在里面。这样虽然领粮票的时候比较省事，可在使用的时候则很麻烦，必须同时带上好几个口袋和油瓶子，一次把各种东西买齐全。各地的粮票基本上分十斤、五斤、二斤、一斤、半斤、二两和一两数种，只有上海发行的粮票中有半两的，人们通常以这个例子嘲笑上海人过日子的精细。除此之外还有全国粮票，可以在全国各地通行使用。当时的定额一般是，一个男职工每月三十斤，一个女职工每月二十八斤。其他重工业的职工则根据情况增加，而家庭妇女和其它没有职业的人，每月只有二十四斤。布票基本按地方发行，每人每年十七八尺。六十年代生产出一些混纺的布，每尺只收三寸布票。最初只有白、灰和绿几种颜色，后来又有了其它各色的维棉布。这使好多家庭主妇松了一口气，买白的做被里，或者染了做衣服。黄的和灰的则可以做衣服裤子，但穿在身上皱皱巴巴的。军用布票是全国通用的，这使一些军队家属有了优越感，可以到带领服装潮流的北京和上海买衣服。因为棉布定量供应，也就使有劳保的单位显出了优越性，工作服曾经是许多人向往的服装。白线的手套也是珍贵的，工人们常常积攒下来，拆下织成袜子和线衣线裤。从六十年代开始，从日本进口化肥尿素，袋子是尼龙的，有点像毛料，非常结实。有的人就把它染黑了做裤子，但是上面印着的字迹是盖不住的，仍然可以看出来。于是就有一首民谣流传：“某某县真叫富，一个一条料子裤，前日本，后尿素。”
从文化革命中开始，为了鼓励大家节约粮食，北京就有奖励政策。专门有一个小本，用于储存粮票，到达一定数额的时候，就可以得到一般供应以外的短缺食品，这使不少人家，都积蓄了不少粮票。当九十年代初，有消息要取消粮票敞开粮食市场的时候，曾经引起了一阵不小的恐慌。大家都纷纷抛出手里的存货，换鸡蛋换各种塑料制品，粮票一度像货币一样流通。收藏家们也开始忙碌，四处搜集各地和各种面值的粮票。那些得到消息晚的人，便惋惜粮票都砸在手里了。
这些东西终于成为历史文物了，人可以生活得轻松一些。与之相关的语词也开始被人们遗忘，电脑最新版本的汉字词库里，已经找不到布票和油票这些词了，只有粮票保留着。九十年代代之而起的，是商场里为了促销自己发行的各种优惠券，它们打进了政府机关和各种国家级的会议。单位三八节不再发宣传材料和实物，而是发一定面值的购物券，指定到某家商场购物。妇女代表大会的重要节目，是到著名的商场无限制地打折购物，发放某个高档精品店的优惠券。这些策略一开始是挺有效的，很能刺激消费。但是，渐渐的人们发现，所有打折的商品，其实还是比早市和晚市中要贵。终于明白这是商家的诡计，把原先的价钱提高再打折。加上其它政策的调整，人们的消费方向发生了变化，购买力开始下降。竞争的激烈，破产的店家纷纷抛出存货，到处都是二元店、六元店之类的招牌，这些优惠券也逐渐失去了效力。大家都学会了货比三家，有的甚至比到外地和外国。据说天津的餐饮业比北京便宜得多，不少北京人办结婚酒席的时候，开着车拉着亲朋好友到天津，所有的费用比在北京办事还要便宜得多。还有一种说法是，日本的穷人到香港买衣服，香港的穷人到深圳买衣服，深圳的穷人到北京买衣服，北京的穷人到保定买衣服。大概还可以以此类推，直到直接到产地和厂家购物。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家庭主妇们购物所需的时间大大地增加了。特别是对于繁忙的工薪阶层的人来说，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走进一个指定的店，拿出需要的票证，随口说出要购买的东西，连价钱也不问，交了钱扭身就走了。
季红真，批评家，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评论集《文明与愚昧的冲突》、《萧红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