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3期
《黄河边的中国》节选
作者：曹锦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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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其终身憾事：未能将其生平所学著成一书，以留后世，官场碌碌，耗其后半生。《大学》云：“知止而后能定。”这位先生临死方悟，其生所“定”在于学术，而却“止”在官场。一生依违“官”“学”之间，心神为之焦虑，足为致病之因，不亦悲乎?临死方悟，不亦晚乎?然较之至死不悟者，可谓稍高一筹。
老孟说，沿海人士往海外往商场钻，中原人士往官场钻，实是殊途同归，百虑一致，皆为名利计耳。
5月28日 如何理解“三农”与地方政权之关系?
上午在旅舍继续整理调查资料。对中部地区的农民、农业、农村的现状以及与地方政权的关系，进行实证调查，是为了解决“是怎样”以及“可能是怎样”的问题。当知识界的主流思想集中于“应当怎样”之时，这种实证研究更显重要。在调查过程中，无数经验素材纷乱杂陈，我们凭什么只选取某些材料而忽视另一些材料?我们又凭什么将所取材料联系起来进行分析?这里涉及到理论假设到调查提纲，再到经验材料，以及经验材料到调查提纲，再到理论假设的双向运动过程。这一过程在整个调查过程中不断循环往复，相互修正，以达到认识现实之目的。“实事求是”之说，过于简单了。
农民、农业、农村与地方政权之现状，应放在“传统与现代化”这一视角来加以透视，但当我们说“现代化”时，已在心目中确立了一个“应该”。这个“应该”中包含的情绪与要求，虽是我们民族的渴望，但其目标，却是从已现代化国家及其理论中提取出来的。一个民族可以且应该向另一个更为发达的民族学习，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无论如何学习，也成不了另一个民族。盲目从洋，其弊不在于媚外之嫌，而在于忘却民族的自我，单纯的模仿而激发出来的需要，往往并非一个民族最真实的需要，而且是注定实现不了的需要。我们在谈论“应该”时，更多地要认清我们民族的自我，认清占民族多数成员的最紧迫的要求，及这些要求在最近的将来实现的可能性。我们应该从这一角度来看待“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农民、农业与农村的现代化，实质是农业现代化。如果单纯从“应该”的角度来说，农业现代化不仅意味着用现代技术装备农业，更意味着规模经营。所谓“规模经营”，是指家庭劳动力(假如我们认为家庭组织是农业经济的有效组织的话)、现代技术(如拖拉机、联合收割机)与耕地面积的有效配置。据此，拥有两三个劳动力的四五口之家，凭借目前所能获得的机械与技术，能耕作50—100亩土地，也就是说人均10—20亩的家庭农场，方能达到“应该”的理想状态。然而，这条农业现代化之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至少在二三十年之内，看不出有推行的可能性。那些乡镇企业发达到吸收了本村的全部劳动力，从而使分散的土地重新集中，进行规模经营的地方，只能是一个例外。全国有2000余个县，5万余个乡镇，90万个行政村。能将十分之九的劳动力吸引到第二、三产业的村，恐怕只是少数。
人均只有1亩多一点的耕地，这是我们思考中国农业现代化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在普遍被农民接受的土地家庭承包制基础上，考虑中国农业现代化——这里的“现代化”一词，只是“比现在更进一步”的意思——似乎只有三个方面：一是继续走稳产、高产的老路。除改良种子、发展高效低毒农药与高效化肥外，关键是加大对水利农田基本建设的投入。问题是由谁来投入，由谁来实施，自集体组织解体后，这是当前农业中的一个突出问题。二是要找到一个将千百万分散、狭小且雷同的家庭农场与国内、国际大市场联系起来的一种有效组织。问题同样是由谁来组织并支付组织成本?靠农户自己?靠中间商?靠公司加农户?靠政府?靠一种新型的合作组织?我们依然没有探索出一条有效的路子。三是尽可能地割断那些经济重心已转入城市的“农民”与承包土地的联系。承包土地作为一项“人均分配的福利”与社会安全保障，对那些已进入第二、三产业的“农户”有拉动作用，而城市户籍制对他们有“拒斥”作用。如我们用“城镇户籍”来换取他们的承包地，我想他们中的多数是乐于接受的。
“传统”，这也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到黄河流域的村落来考察传统文化，应该说是一个方便的场所。然而，“传统文化”到底指称什么呢?仅是指一套世代相传的习惯观念与行为方式吗?如果世代相传的观念习俗与当代村民的实际生活发生了强烈而持久的冲突，人们会牢守传统观念而使自己的生活陷入混乱吗?这种可能性是有的，但不会持久。人们迟早要适应变化了的实际社会环境。因此，当我们在村民的观念与行为方式中看到活跃着的“传统”时，应从两个视角去分析：一是旧习惯的残留作用；二是传统依然是他们对付生活之需的东西，换句话说，传统依然是他们生活方式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并不单纯是一种“多余，甚至是有害的残留物”。分田到户后，集体化的农民重新成为小农。与土地相交换，依然是他们主要的生活之源。各农户间的竞争与合作，再现出村落社会内的古老方式。缺乏自我代表能力的小农，依然面对着替他们作主(或不作主)的地方政府与官吏。农民与地方政府间的互动关系，我们在古代乡村社会也能够看到。农村剩余劳力(绝对剩余与季节性剩余)要到外面寻找机会，自古而然，但如今流动的规模，却达到空前的状况。小农既需要一个“人情关系网”，也需要一个“集市贸易”，分田到户后，这两种交换方式都得到很大发展，如此等等。这说明，传统决不单纯是一种过去时代的残留物，而是村民依然生活其内的生活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
“批判传统文化”的旗帜只有在生活方式本身已开始变化之时方起作用；而主张“保卫”或“恢复”传统文化，则表明传统已不再是生活方式的有机内容，而当传统依然是绝大多数村民生活其内的一种生活方式时，无论是“批判”还是“恢复”，基本上只是一种理论上的空谈。
晚上，盂、汤、李诸友来访，商谈下一个调查点。李下周才有空陪我到兰考县某村去，这几天整理消化调查资料，读点书，同时到设在开封市的黄河水利学院去拜访几位专家学者，以便对黄河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
(《黄河边的中国》一书已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曾锦清，学者，现居上海。主要著作有《当代浙北乡村社会文化变迁》、《黄河边的中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