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3期
隐居者（散文）
作者：程 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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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落叶纷纷的十一月天，阳光灿烂，我步行去水镇，拜访老约翰。一个月前，我在马萨诸塞大道一家地下旧书店里认识了他。那时，我正在书架间寻找前一天在这儿发现的哈里·克罗斯比的书信日记集，准备把它买下来，却发现一个鬓发斑白的老头儿手里正好拿着它，坐在一个木箱子上出神地翻着。大概我在他身边站的时间长了点，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望着我，问：“你要这本书?”我尴尬地笑了一下，点点头。“拿去吧，”老头爽朗地笑道，“我家里有哈里的全部作品，已经读过很多遍了。刚才，我看到书架上摆着这本书，随手拿下来翻了翻，看看以前那位藏书家在上面写了些什么。怎么，你对哈里感兴趣?这年头，他早已经被人忘得一干二净了。”我解释说，我对二十年代的波希米亚艺术家有一点兴趣，想作一番研究。“真奇怪，这年头，比起我们美国人，你们外国人似乎更熟悉美国文化，一股脑地想把所有的东西都搜罗走，而无知的美国人现在只知道股票和电脑了。”从他这番话以及那个时不时挂在嘴边的“这年头”，我意识到遇到了一个年迈的愤世者，不过，他眼睛中流露出的那种孩子般好奇的眼光，却使我大为感叹。
他从木箱子上站起来。他是一个瘦高个，穿着一件长长的黑色风衣，斑白的鬓发乱纷纷地挤在竖起的衣领上，虽然年迈，却有一种迷人的风度。我在柜台付完钱后，店主用半张旧报纸包好书，递给我。我推开门，走上台阶，听到后面店主正在跟某个熟人说话。“怎么，约翰，就走?”“比尔，老伙计，你今天可没搜罗来什么值得我买的旧书呀。”一个我熟悉的声音回答道，听得出，是刚才那个穿黑风衣的老头，“过几天，我再来。”
外面的阳光很刺目，马萨诸塞大道泛起一长条白光。大门旁，是一个露天咖啡座。我要了一杯咖啡，挑一把椅子坐下来。这时，那个穿黑风衣的老头儿也从大门走上来，朝咖啡座走来，见我坐在那里，朝我点点头，要了一杯咖啡，在我对面坐下来。“你让我好奇。”他说，“不过，过一会儿，我会让你对我好奇的。”他得意地笑了笑，接着说，“这年头，在整个马萨诸塞州，你简直找不到一个你能跟他说上三句话而不对他感到厌烦的人。我把他们当傻瓜，他们把我当疯子。唉，我认识的那些人全都死了，一个接一个死了。你瞧，”他指了指身边的马萨诸塞大道，“1940年9月的一天，杰克就死在这条街上，对，就是这儿，”他指着街心，“当时，他喝得醉醺醺的，横穿马路，不料，一个同样喝得烂醉的司机，开着至少有二十个轮子的载重卡车，把他撞翻在地，一长串的车轮从他身上碾过去。我们花了好大功夫，才把他一点点从柏油路上刮下来，好歹装进了一个木箱子。”
“您认识杰克·惠尔赖特，那个诗人?”
“岂止认识。”他说，喝了一口咖啡，“我和他是哈佛的校友，在同一个系。我是1928级的学生，我进哈佛时，杰克已经离开哈佛好几年了。不过，他家并不远，在查尔斯河对岸，可他经常过河来，跟我们混在一起。你不是想研究哈里吗?这家伙也是哈佛的，比杰克高一级。我们这些低年级学生老跟着哈里和杰克转，把他们当作崇拜的偶像，在剑桥镇兴风作浪，让那些警察老爷很是头痛过一阵。哈里后来真不该去纽约，那地方太让人绝望。他在那儿的一家旅馆里自杀了，和一个哈佛毕业的女人一起自杀的，躺在那个女人的怀抱里。唉，1929年，大萧条的年头。一切都萧条得很。杰克为哈里的死写了一首著名的诗，嘲笑波士顿的正人君子们，因为他们正在起劲地对死去的哈里说三道四。我们这些人其实很热爱波士顿，热爱马萨诸塞州，它是我们的家乡。我记得哈里自杀前回过一次波士顿，我们在哈佛广场附近的一家下等酒吧喝了差不多一个通宵的酒，痛快极了。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下了这么几句话：‘纽约，整个白天和女人睡觉，互相搂着，外面无声地下着雪；整个晚上独自一人在开往波士顿的火车上。’我觉得这是哈里写过的最漂亮的文字。刚才，在书店里，我恰好又翻到了这几句。那天晚上，在那家下等酒吧里，我们全都没有看出哈里情绪反常，有什么不对劲儿。杰克甚至还对哈里开了一些下流玩笑，引得哈里笑弯了肚子。几天后，哈里拿着一个小旅行箱，在波士顿火车站登上了去纽约的火车，就再也没有回来。我想，那个旅行箱里肯定藏着那把致他死命的手枪。”
像老约翰预言的，他这一番长长的描绘，使我对他这个人感到非常好奇。我对大萧条岁月马萨诸塞州那些苦闷的诗人们的了解，此前只是局限于文字材料。现在，他来了，像一个过去的影子突如其来地出现在我面前，喊着那些死者的小名，带来了那个业已消失的时代的形象和气息。我那丰富的想象力使我一下子跳进了那个时代。
“我们那个圈子里的人，除了我和考利，结局都凄惨得很。你知道考利吗，马尔柯姆·考利?”老约翰问，我点点头，他接着说，“杰克死后才三个月，纳撤内尔·韦斯特也在一次车祸中丧生了。说真的，他是一个很有天才的小伙子，可惜，还来不及写出他最得意的诗作，就被埋在了波士顿的冷土里。给他送葬的那一天，天空下着雪，墓地里所有的十字架上都堆满了积雪，我们铲到纳撒内尔墓穴里的温土，都混合着积雪。还有大卫·弗里斯，一个瘦小的犹太小伙子，我们这个圈子里有名的瘾君子，在一个雨天，从查尔斯河上的韦克斯纪念桥跳了下去。我们在下游几英里的河底下找到他时，他的眼睛还睁着，湿漉漉的头发和山羊胡上粘满了水草，那情形，现在想起来，真让人伤心透了。考利后来也死了，是病死的。我参加了所有的葬礼，把他们一个个送到不同的墓地，到最后，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了。仿佛这是天意，留下一个人来，好讲述这些死者的故事。”
“你应该把这些写下来。”
“我一直在写呢，不过，到现在还只是一大堆零乱的草稿。”他笑着说，“我不像考利那么会编故事，能把这些纷乱的往事写得有条有理。你肯定看过他1934年发表的《流放者归来》，你对我提起过，是吗?考利这家伙的确有天才，不是哈里那种直接感受生活的天才，而是从别人的作品中发现天才的那种天才。他没有热烈的情感，却有准确、清晰的头脑，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家伙。我很喜欢《流放者归来》，每次随便翻开，读上几页，就像又回到了那些死去的朋友们中间。我真担心，考利的《流放者归来》一发表，别人就用不着再去发表什么类似的回忆录了，除了增添几句无关痛痒的废话，谁还能写得比他更好?”他谦逊地笑了笑，“也许，将来某一天，我会发表我那些手稿，给它取一个动听的名字，叫《私人回忆录》。可是，这年头，又有哪个出版商会对这些陈芝麻烂谷子感兴趣呢?我写这些，是为了回忆朋友，为了我自己，写给我自己看。文字是缅怀死去的朋友的一种方式，你说呢?”
“我倒很有兴趣拜读。”我说。
我们分手时，他把他家的电话和地址写在那张用来包克罗斯比书信日记集的旧报纸上。望着老约翰又高又瘦的黑色身影沿着布拉托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