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4期
访问：低消费的发展与幸福
作者：薛 翠 刘健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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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同样重要。那意味着参与经济活动也是一种文化上的需要。这种文化上的需要会生产足够的物质去维持你的健康。什么是提高经济参与程度而减低经济不平等?小孩子都会明白，每人都应得到足够的收入，贫富之间的分野应该收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推动社会变革的科学”，把这种使人富裕而又使人贫乏的趋势扭转，这就是我们所称的革命。其实我们并不知道它们是否可以做得到。可是一旦我们决定了我们想要达到这个目标，我们就准备朝这个目标工作。我说如此这般我们可以使这里变成天堂。由你决定你是不是想要它。那种高度的专注也许可称之为情感上的乐观主义吧。当我开始朝着目标工作时，那需要实际的和理论的乐观主义。你知道，一个乐观主义者加一个乐观主义者等于三个乐观主义者而不是两个。因为两个人会互相肯定对方……然后就引来了第三个乐观主义者。我想这是最好的答案——我怎样可以坚持下去。
将甘地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优点相结合
Vinod Raina(简称V．R．)，喀什米尔人，生于1950年。论年龄比他的亲密朋友M．P．小十五岁，但已投身民众科学运动近三十年，跟M．P．一样是该运动的核心成员。作为物理学家他曾任多届印度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也是著名的尼赫鲁学院院士。与身材瘦小的M．P．相比，v．R．显得身强力壮，浓密的印度式络腮胡子，使他的脸多了几份威严。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是印度社会运动迭起，思潮泉涌的时期，德里大学则是各种社会运动汇集的重镇，而V．R．正在那里攻读物理学博士。v．R．记得清楚，那时大家都情绪高涨，常常彻夜不眠，农民运动吸引一大批城市中产阶级或上流社会的年青人纷纷到农村去，做不同的项目或研究，像健康、教育、水利、农业、经济等等，总之，一片人心激荡的气象。被这样的气象所鼓舞，V．R．放弃了印度大学里盛行的留美深造的时髦选择，决定留在印度做研究。
1973年5月，V．R．怀着兴奋的心情，来到高山加拔农村，欲一展抱负：改革农村学校课程。当时有两个关怀农村发展的本地组织，成员都是从外国念完书回来的年轻专家，他们得到邦政府的批准，在高山加拔农村的政府学校搞试验，改革科学教程。后来，德里大学那群“改革派”和其他大学的同道中人，纷纷汇集在这里，共同推动创新的科学教程。1981年，V．R．离开工作十年的德里大学，另外成立了一个名为“伊乐华”的组织。这个名字源自印度一部经典故事人物，伊乐华是一个渴望受教育而被上等人迫害的贱民。v．R．希望把在高山加拔农村学校改革科学课程的经验，慢慢推广到更多的学校。1984年12月3日，生产农药的联合碳化物公司(Union Carbide)在波帕尔的厂房发生毒气泄漏，一夜之间死了二千人，成千上万的人得了不知名的疾病。这个事件对v．R．的震动极大，他设在波帕尔的办公室变成国内外活跃分子的基地。“伊乐华”帮助成立科学团体网络，从技术、医疗、资讯方面为受害者提供援助，如实地提供水源、空气、植物的状况。1985年，KSSP组织大规模的街头巡回活动，从喀拉拉邦首府北上德里，一路表演一路抗议，V．R．也积极参加，支持提出的口号“推动社会变革的科学”。V．R．回忆说从1973年到1990年，他一直在高山加拔农村做调查研究、搞试验，1990年之后，因为投入全国的扫盲运动，到过三百多个地区的农村，接触了数以千计的农民，开了无数次的小组会议，下乡做调查培训、开会讨论、组织活动、写书写文章成为他的日常生活。
V．R．说：在与乡村教师的工作中，我取得了深刻的体会。我向往社会主义，向往平等，但怎样走向这个目标呢?印度有许多人，医生、工程师、科技人员——与我这种想法接近，想把他们的专业知识和才能与民众的知识一起运用，走出不同的路。这就是民众科学运动的基础。我们做的，不是教授不同的科学，而是发展出关于发展问题的全新看法。我们是“伙伴”，合伙的基础是我的知识加上他／她的知识，都是新的变革所必需的。这个知识可能是农民的、医学的、女性主义的、水源的、森林等任何一个范畴。它让我们变得非常谦虚。如果你问我最重要的感觉是什么，那我会说，是一种谦虚的感觉。你不可能再以专家、专业人士、学术界人士自居。我把学术界人士和学者区别开来，我认为任何人都可以是学者，我们周围有很多学者，不过他们不写满是脚注的论文罢了。这种思想过程是把知识融合的过程，而大学则是把知识割裂的过程。
V．R．又说：我要解释一下这个“向人民学习”是什么意思，不然我听起来像是个浪漫派。向人民学习并不意味着你放弃所学的，或抛开你的社会学、物理、文化研究等专才。不是这样。在人民的知识里，有很多不好的东西。在我们的知识里，也有很多不好的东西，例如物理学的知识会用来制造原子弹。在印度，人民知识里最大的问题是对待女性方面，非常父权、夫权的社会传统。民众科学运动对两类知识都抱持批判态度：既批判学术知识，分辨出好的和坏的，也批判民众的知识，推广其中有用的。
在现代生活中，这个运动严厉批判自由化和全球资本的流动。在印度这样的国家，如果政府不保护它的人民，容许市场手段支配人民，那么，一大批人会消失，因为市场不会支援以百万计的小农、原住民、无地雇工。我们不接受后现代的想法：主张国家消亡，由民间社会取代。我们认为我们需要国家，但不是今天这样的国家。今天的国家是腐败的，保护的是富人的利益。我们的管治观念是国家应照顾需要温饱的人民。怎样做呢?我们不相信有好的国会议员或好的政治家情况就会好些。我们认为，只有改变国家的结构，才会有本质的改变。国家不必中央集权。我们的信念是，关乎人民直接生活的事情，应该由一千人以下的集体来决定，诸如医疗健康、教育、食水、能源、食物、生计、对当地自然环境资源的控制等等问题。为什么是一千人，因为这就不是代仪式民主，而是参与式民主。所有人都应该参与这种国家管治功能，而不是让一些代表代行这些功能。今日的印度国家，是以邦民选代表和全国民选代表组成的。印度国会有525人，即使全都是好人也无法解决问题，因为一个国会议员代表一百万人。我们主张由一千人以下的群体在最基层开始作出决策，参与式民主与代仪式民主相辅相成。
在回答我们关于“有参与式民主就能解决问题吗”的提问时，v．R．很坦然地表示：可能一时解决不了问题，但肯定比只有代仪式民主为好。我不知道你们是否感受到，喀拉拉邦现在的变化，是每年有2亿美元(相当于18亿人民币)由村民直接决定如何使用，不经过任何政府部门干预。喀拉拉邦总人口是三千万。当然更主要的问题是，民众有钱要花，但怎样花?有没有花钱的能力?这是最大的挑战。民众科学运动主要的工作，就是让民众培养出这种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