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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委书记的特殊经历（上）（１９６６一１９７６）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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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样的，上级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这样才不会犯错误。
在会议后期，我们也动员大家充分行使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联的“四大”权利，给县委提意见。公社书记们开初都不愿意提什么意见，就像我们当初不愿给省委提意见一样。经县委反复动员，才有人用大字报的形式给县委提了意见，但是也不愿意公开到街上去张贴，只是用绳子扯了桂在县委会的食堂里。我们县委领导都很认真地去看了。主要的意见是两条，一是县委组织部长喜新厌旧，想抛弃在农村的老婆另寻新欢，这事有根据；一是组织部副部长生活作风有问题，和别人乱搞，这事却没有确凿的证据。由此，也就对县委如此用人表示不满。这会开的时间不长，7天后就散了。
大致是1966年底，武定县的各种造反组织一轰(哄)而起。不仅是中学的师生、机关事业单位的干部组织了造反派组织，就是像手工业社、马车运输社这样的集体和公私合营单位，也成立了造反团体，街道的居民和县城城郊的一些农民，也有造反战斗队。那些造反组织的名称都很大。有的叫“换新天造反兵团”，有的叫“井冈山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有的叫“工农革命造反司令部”。毛主席的那段语录，那时大家都背得很熟：“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起先是要求罢一些人的官。
刘加惠曾任过武定县近城公社党委书记，他喜欢将一支二十响手枪斜挎在身上，像战争年代那样。有时去下乡，他还要到武装部去借支卡宾枪来扛着。这个人办事比较干脆，但工作作风也简单粗暴，平时就爱训人，群众对他意见很大。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造反派们首先就拿他开刀，在县大礼堂开批判大会斗争他，并且“勒令”县委常委都要去听。
群众揭发说，在1953年修干河水库期间，刘加惠对完不成任务的民工有捆绑吊打的行为。这些事情是有的，我们以前也听到过有关的反映。还有人揭发说，有的妇女在修水库时偷跑回去给孩子喂奶，被刘加惠抓到了，他就用纳鞋底的麻线拴了砖头吊在妇女的奶头上。有人这样揭发，当时也无法查实，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造反派说，刘加惠就像国民党的保长，是法西斯，要县委罢他的官，并逼着我表态。当时，周恩来总理有一个讲话，大意是说文化大革命不是罢官运动，干部有问题可以批判，但处理要放在运动的后期来搞。我也就用这一指示精神来回答造反派。但是造反派不依，说刘加惠罪大恶极，必须立即处理。对刘的批斗大会一连搞了5个晚上，到第三个晚上，用总理的讲话精神不能说服造反派，我们只好推说像刘加惠这样的干部是州管干部，县委还无权处理。到第五个晚上，批斗会开到天都快亮了，参加会议的人都已走光，只剩下几个造反派头头，逼着我们就在礼堂舞台的幕布后开县委常委会，要我们表态，作出罢刘加惠官的决议，电话上报州委。造反派们很累，被勒令陪斗的县委常委们也很累。常委就照着造反派的意思作了决议，上报州委。打电话时，造反派还派了几个代表去听。电话打到州委办公室，是哪位领导接的忘了。州上的答复依然是总理的讲话精神，说干部有问题可以批判，但处理要放到运动的后期来进行。这样，这场步步紧逼的罢官运动才搞(告)一段落。
后来，造反派们又要我们逮捕一些人。
有一天半夜，百来人突然敲锣打鼓地来到县委会，要县委逮捕工交局长师纪达，说他“对抗革命群众”，“喊反革命口号”。师纪达是一位老资格的抗战干部。当时的县工交局，管着好多像手工业社、制鞋社、马车运输社这样的下属机构，这时，这些单位也成立了“工农造反司令部”的造反派组织，里面有很多粗人，在开批斗会时，动手打他。打得受不住了，他没有办法，就高呼“毛主席万岁!”
高呼毛主席万岁怎么会是喊反动口号呢?我问工农造反司令部的人。“他把我们当做国民党。”他们说。因为电影里许多共产党人被国民党拷打时，都是高呼毛主席万岁。我对造反派们说，这怎么能说是喊反动口号呢?说高呼毛主席万岁是喊反动口号，那还得了?
听了我的话，工交局的造反派们大概也意识到了这件事比较麻烦，可能会惹火烧身，也就没有再坚持他们的要求，还是敲锣打鼓地又将师纪达押回去了。
狮高大队的党支部书记郭发喜，是大白天被数百人绑着送到县委会来的。他们村的造反派说，郭在被批斗后企图报复造反派，要杀害革命群众，因此要求县委法办这个现行反革命。问造反派可有什么证据，他们却说不出。这郭发喜平时在工作中也有简单粗暴的问题，打骂过村里的人，所以群众起来造反后就整他。见我解释说证据不充分不能逮捕，狮山村的群众也不强求，说是将郭交给县委处理，将捆着的郭发喜留下，大家就回狮山村去了。后来我和郭发喜谈话，问他是不是气头上说大话，扬言要报复，他说他根本不敢，还说，他也不敢再回村里了，要县委保护他。这种时候，叫县委怎么保护他呢?差不多黄昏的时候，他同意回去。我晓得他还没吃晚饭，但也没叫他到县委食堂去吃。他回到村里，大概还要走2小时山路。
许多曾经受过处分的人，这时也纷纷来找县委，说当时的处分是错误的，要求平反。有一次我去理发，才坐下去没理几下，理发师就边理边说，公私合营时将他辞退了，现在他虽然还在理发，但只是个临时工，要我给他写一个当时这样的处理错了的证明——那时这叫做写认罪书，不写的话，理了一半的发也不给我理了，还说就要在理发室里开我的批判会。在写这些认罪书时，我是用了些心的。受处分者，都要求我承认对他是错误处理的，我又怎能这样写呢?只好先引用一两句毛主席语录，下面的具体内容，就自己给自己戴大帽子自我批判一通，说自己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给人民群众造成了一定的危害。然后能推的就推，有的年代久远，具体我也不清楚的，纠缠不过时，就写上将在运动后期给予复查。对理发师就是写的将来给予复查。有这次经验，以后我就不到街上去理发，在家里由我爱人给理一理。但还是会有人找上门来要你写这样的“认罪书”或证明，有的则是在批判会结束后堵着逼你写。常常就是站在路边，垫在腿上给他们写，纸笔他们给预备好了。
有的事实很清楚，处理是得当的，我也可以拒绝写所谓认罪书，对要求的人说，除非他能举出证明当时处理错了的事实依据来。我记得有一个叫环向文的，在县供销社工作，是国民党的起义人员。他老婆由于生活作风问题，多年前被以作风不正、腐蚀干部的名义开除公职，这时也来造反，要求恢复公职。我说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