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4期
县委书记的特殊经历（上）（１９６６一１９７６）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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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是由妇联处理的，有问题的话可以找妇联的人反映，把他两口子领到妇联的办公室。妇联的工作人员认为此事证据确凿，又反感他老婆，都不答理他们。走出妇联的院门时，趁没人看见，环向文突然猛打我胸脯一拳，打得我一下子透不过气来。我连忙退到院子里，大声骂道：“环向文，你干什么?打老子的黑锤!”妇联办公室里的同志都伸出头来看，他两口子没有跟进来，也没有说一句话，走了。
我一个人站在院子里，心里不是个滋味。妇联的几个干部，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看着我，都没有说话。
这是文化大革命初期我第一次挨打。
三
直到1967年出现“一月风暴”，上海佘社成立，上海的造反派夺权已经全面实施成功时。我们还是基本在位。这时武定造反派的夺权行动，只是有一个人来砸了县委会的牌子，我们还曾态度强硬的(地)表示要追查，对领导有意见可以提，领导有错误可以批判，怎么可以砸中国共产党一级县委机构的牌子呢?
再就是造反派夺了县广播站的权，念他们的稿子，我们也交代不能胡来，要和中央精神保持一致。那时造反派的广播还只是念一些报纸上公开发表的文章，以及一些来自昆明和北京的传单的内容，还不涉及本县的批斗情况和造反派之间的分歧。
起先我们县委常委班子还可在一起通通气，我记得我被戴高帽游街后，晚上文瑞知还专门到家里来坐坐，并带了一块麂子干巴来，算是慰问。常委柏熙良晚上也常来我住处款话，他老婆几年前就死了，一款就款得很晚，他的意思是来宽慰我，但我们两口子却被他弄得困死了。
后来就不行了，县委常委之间的来往渐渐少了，大家都有了各人顾各人的意思。再加上大家常常被勒令出去批斗，有时要开个常委会都无法把人召齐，而且此时各单位已经都在造反，各级领导都被批斗，各项工作都已无法正常进行，当权派已无法行使职权了，各级行政机构处于一种瘫痪状态。
1967年2月份以后，军队到地方“支左”，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左派，成立了“支左委员会”。在成立支左委员会之前，就成立过一个由地方和军队共同组成的生产指挥组，执行中央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精神，保持生产不中断。当时是县委副书记陈云贵同志任副组长，县武装部的杨幕副政委任组长。军队全面进入地方支左，成立了支左委员会以后，生产指挥组就成为委员会下设的部门。解放军支左的主要任务，当时叫做“三支两军”，即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此后造反派们有什么需要借助权力解决的事，也就不再来找我们，而是去找支左委员会的军代表。我们的权力也就被支左委员会接管，用当时的话说，我们这些走资派也就“靠边站”了。
造反派们对军队的“支左”是很欢迎的，当时还编了歌曲歌唱他们。我记得其中的几句：
毛主席派来54军，
鲜明的旗帜火红的心，
支持咱无产阶级革命派
……
化大革命立新功。
那时我每天都必须到街上去看海报。这些海报既是召开批判大会的告示，也是对要批判的走资派的勒令。勒令要批判的某某及参加陪斗的某某，“准时到会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如若对抗革命群众拒不到会”，“一切后果自负”。有的则写得直接干脆，“革命群众将砸烂你的狗头。”
要是漏看了海报没有到会接受批斗将会是什么后果?由于从来没有看漏过，所以也就不知道造反派们是否真的会砸烂我们的“狗头”。有时同一天有多个造反组织召开批判大会勒令我们去接受批斗，在时间上冲突了，看到这样的海报后，我就要赶忙去和县委会的造反组织联系。由他们去和其他造反组织协调，最后由他们通知我究竟是去哪一家接受批斗。这次没有安排上的造反派组织，就另外找时间再勒令我们去接受批斗。多的时候，一天之内我曾到过四个不同的会场去接受批斗。
那时不管是谁勒令你去接受批斗，你都得去。我们不敢对抗革命群众，也怕造反派们会来砸烂我们的“狗头”。谁要斗你你都得去，一些荒唐事也就出来了。
文化馆的干部周在能，原来在州上的一个剧团工作，被下放到武定县文化馆。他说我们迫害他，勒令我们县委班子的几个同志去接受批判。其实他的处分是原单位给的，因什么事我们都不清楚。
这是一个瘦瘦小小、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的文化人，他对我们的批斗也很怪。他要我倒骑在一头毛驴上去游街，要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杨利敏在前面敲一个破的铁皮撮箕，说是鸣锣开道。要县委办公室主任王凤抱着我的大腿。王凤误解了他的意思，说“掼(摔)不着”。周在能说，你这种办公室主任就是善于抱领导的大腿，靠这个升官发财。
当时的气氛，他要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游街时，围观的人都在笑，我自己骑在驴上也忍不住笑。已经过去30年了，好多武定人到今天都还记得这件事。
那头毛驴是周在能向白邑村的一个农民租来的，原先说好给一块五毛钱，但是用完后周在能又不想给钱，那位农民就和他在街上争吵。
这个周在能，当时这样整我们，后来清理阶级队伍时，他这种受过处分、历史不清白的人，被视为“造反的牛鬼蛇神”，又被其他“真正的造反派”们整。成立五七干校后，他竟然也和我们这些走资派一起进了干校。
他的生活能力极差．他老婆远在楚雄，也没有办法照顾他。他到干校后，他老婆曾带着两个孩子来探望过。那时他冬天穿一件只有棉胎的军棉衣，赃得很，晚上盖一床破绵(棉)絮，没有被套，被他蹬得丝丝缕缕的，用当地话说。日子过得拖衣落食。他的身体又不好，在干校都是干的体力劳动，他从地里背三五饼葵花回来，一路上都要歇好几次，喘得不行，看样子都活不得几天了。但是到了干校开文艺晚会时，他就像换了一个人。
那个时候，干校经常自己搞文艺晚会，学员们上台唱样板戏。开晚会时，周在能兴高采烈地张罗，有时用手风琴，有时用二胡为大家伴奏，同时也和大家一起唱，声音很高，大家都唱不好的地方，像杨子荣唱的“革命的智慧能胜天”的“天”时。就只听见他一个人的声音。
他还常和一个原来检察院的女同志一起演《白毛女》选段，他的声音沙哑，但是音量很大：
人家的闺女有花儿戴，
你爹我钱少不能买。
扯上了二尺红头绳，
我给我喜儿扎起来，
哎嘿哎嘿扎——起——来……
这是他在干校最快活的时候。
县粮食局的一个职工叫周从义，平时表现不好，老是被批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组织了一个造反战斗队，由于他平时不大合群，整个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