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4期
县委书记的特殊经历（上）（１９６６一１９７６）
作者：佚名
字体： 【大 中 小】
队就只有他一个成员，他也就把这个战斗队叫做“独一无二战斗队”。一次他出海报，要召开批判县粮食局长魏开群的大会，勒令我去参加陪斗。
批判会在县粮食局楼下的一个会议室举行，没有多少人。除了几个粮食局的造反派，再就是周从义约来的几个革命群众，都是他平时的朋友。
我们最初参加造反派举行的批判会时，是给我们坐的。我们坐在台上，批判的人就一个个地上台揭发，有时还要侧身质问我们，要我们回答问题。不论是台上台下有人带头呼口号时，我们也跟着呼。后来就不给我们坐了，要我们站着接受批判。后来，在批判过程中还要我们举着手，称为“捞稻草”，时间久了，也很累，手抬不住了时，我们就不得不放下来，这时造反派们就会高呼口号：“不许走资派对抗革命群众!”“对抗革命群众绝没有好下场!”“反动派不投降，就叫他灭亡!”逼着我们再把手举上去。我们也就赶快活动几下手膀子，再把手举上去。有时一场批判会要这样重复好几次。
强迫我们下跪，架喷气式，那又是后来的事了。周从义批判我们时，还只是让我们“捞稻草”的阶段。
批判会快要结束时，大约是夜里10点，粮食局榨油厂的职工李正才站了起来，一边批判魏开祥，一边质问我：
你晓得你的黑干将魏开祥是怎样迫害我的?
我说不晓得。
你一样都晓不得!他说着就抄起一条凳子朝我头上打来，我一闪身，凳子打在旁边的柱子上又弹在我头上，血一下子喷老高。
李正才一看，马上就溜了。其他在场的几个参加批判会的造反派，也都被吓跑了。只有老魏和副局长郭正安过来扶住我，我用手掌紧紧按住伤口，血顺着手臂往下淌。
老魏和郭正安扶着我准备去医院，刚走出门口，突然一个高大的黑影迎上来，当胸狠狠打了我一拳，我一下子倒在地上，晕过去了。
后来造反派组织还追查过这件事。当时毛主席讲，要文斗，不要武斗。武定中学的红卫兵还以丁民为代表来家中看望过我，算是慰问。
李正才吓得跑出去什么地方躲了两个月才回来。那个高大的黑影，一直都没弄清是谁。
晕了几分钟后醒过来，老魏老郭送我到县医院，值夜班的是他们的副院长张朝富，是个苗族干部。那时，他也是个被批判的走资派。是他给我处理的伤口，缝了16针。不知他是不是有意的，给我作了全包扎，整个头都缠满了纱布，就像电影里常见的国民党伤兵，看起来伤的很重。回到家时，把我爱人吓坏了。
第二天晚上，我又被勒令到县委会的食堂去接受造反派的批判，才去站了不一会儿，我爱人就进来对主持会议的造反派说，像这样还要批斗，是不是一定要整出人命来才算完?造反派们商量了一下，就让我回家了。以后一段时间，再有被勒令去接受批斗时，我就向造反派请假，有时是我爱人去请。看我包扎的那个样子，造反派们也就破例地准假。我就这样包扎了好长时间。
四
那时我们不仅要接受县城各单位的批斗，有时各公社也会有造反派来勒令我们去接受批斗，我们当然也得去。起先只是县城附近的一些公社大队，后来就是很远的公社也有勒令来。我记得较早的一次是去县城附近大约10公里的城关厂接受批斗。这是一个叫曹国柱的民办教师主持召开的批判会。
陪我去接受批斗的是杨玉明，我们骑着自行车去。参加批判会的有城关厂的几十个群众，但只有曹国柱一人在会上作了批判发言，其他人只是静静地听，他的批判发言也只是照着一篇稿子念。
批判的内容中有一条是特殊化，他说的特殊化，是指我的几个侄儿在父亲饿死后来投靠我，我把他们安排在了城关厂做农民。
在批判会上，城关厂的生产队长还为我说了好话，他说执行资反路线是要批判，但是安排侄儿到村里一事，事先征求过他们的意见，他们是同意的，而且对这件事他们也是喜欢的。三个侄儿都是壮劳力，他们还将一个眼睛有点残痰的孤儿撮合给其中的一个侄儿做老婆，算是解决了村里的一个大问题。
批判会后，队长还主动提出要带我去看看我的侄儿们，我本来觉得这个时候去不太方便，他说不怕，陪着我去。
后来去接受批判的地点就越来越远了。有一次，离县城50多公里的猫街公社的革命群众张贴出海报，“勒令”我们去接受批斗。
猫街的革命群众主要是批判我们县委派出的工作组，1960年在当地搞“改造落后”运动时，搞高指标，强迫命令，甚至吊打群众。有人揭发说，当时的工作组组长罗在兴同志(县检察院的检察长)，绳子就挂在腰上，动不动就捆人打人。群众还揭发工作组在生产上瞎指挥，给生产带来损失，甚至逼死人命。
这些我都是有印象的。当时我们响应州里的指示，在农村搞“地拱子”，搞“双龙出海”。“地拱子”就是深翻，“双龙出海”就是密植。具体地说就是耕地要深挖一尺以上，插秧要插双行。当时全国各地都在搞深耕密植，要通过这个来增加粮食产量。
为了推行“地拱子”，我们还搞了一种特制的犁，可以很深地插到地里。但接着而来的问题是牛拉不动，拉不动就搞双架牛，两头老水牛来拉犁。牛被打急了拉起来，犁手又按不住。那就在犁把上加个横杠，4个人按着。一天犁下来，都是枪法不错的猎人。
反正也没有事，我跟着他去了。
长满灌木的山坡很不好走。队长要我拿着电筒慢慢地移动，朝远处照。队长说，照到了花脸狸，它的两只眼睛就会亮晶晶地反光，而且电筒光也会使它犹豫一下，这时就正是开枪的好时机。
就在这一带了。队长说。我慢慢地移动电筒朝远处照，队长就抬着火药枪站在我旁边。似乎看到了草丛中有个亮点，还没等我弄清究竟是不是石片反光还是有露水的树叶，队长的枪就响了。
着了！队长叫了一声，接着就听到有什么东西顺着草坡滚下去。
接下来在队长家住了两天，吃那只花脸狸。虽然每天无事，又有野味吃，但县里处处在革命大批判，我在乡下也心中不安，逍遥不起来。
回来的时候，队长又砍了好多甘蔗要我带走，这是新推广的良种甘蔗，很甜，皮又很好剔，但我只能带一小部分。一个是路远，一个是我还盘算着，路过那个苗族人家时，还要向他买一些酸罐梨。
那个时候，火柴肥皂都又要凭票供应，水果糖虽然不凭票，但很少见卖。我想给家中的4个小孩带点好吃的回去。
起先那位苗族老乡不愿收钱，就几个梨，喜欢吃就拿去。我说不收钱我就不要了。他才收了钱。
背着沉甸甸的甘蔗和梨走在回家的路上，我觉得这次到东坡接受批判，倒像是到乡下度了一回假。风吹得满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