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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 2001年第4期

一次没有表白的爱(散文)

作者:朱 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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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一江春水向东流般地表白了我的爱。我跑到邮局,把它发了出去。
  现在想起来,我依然觉得自己的设计是真诚的,也并非不现实。我要让姚伶清清楚楚地知道我的心,在这样的条件之下,如果她接受我的爱,那么我愿意在西安等她,我也愿意到边陲去找她,甚至做一个为流俗所不屑的倒插门也可以,总之,只要我和她能在一起生活,在任何地方,做任何工作都可以。我知道自己的父母不会乐意我到外地去,我也知道曾经帮助我分配工作的人会反对这样做,不过这一切我都不管了,什么都不管了。在信发出去两个小时之后,我感到它太慢,也太轻了,不足以贯彻我的意志,我决定亲自到姚伶家去一趟。我想,我一定要亲口告诉她,即使她拒绝我,我也要告诉她。我不能把爱总是关闭在思念的堡垒,我必须让它走出去,冲出去,让它见到姚伶,否则我一生都会后悔,一生都不得安宁。于是我就借了一笔钱,买了一张从西安到兰州的飞机票,立即抵达兰州,接着乘车进入乌鲁木齐。当我踏着乌鲁木齐晚上八点四十五分的夕阳在街上投宿的时候,我给姚伶的电报大约才到昌吉的电信局,我给她的信则还在隧道和大漠之中旅行。我的速度是很快的,但我却仍觉得太慢。
  我从乌鲁木齐的一张木板床上睁开眼睛,便看到了一棵白杨树上的晨曦,我穿好衣服,挎上书包,走上了大街。我要抢从乌鲁木齐到昌吉的首班车,我必须紧急行动。我发现这里宽阔的大街上,只有我一个人。大约走了两公里,我才看到一个推着小车卖豆浆的妇女。盖着豆浆的白布上有袅袅的白气,还有那个妇女斜背着的黄挎包,这些使我产生了一种莫名的伤感。我忽然感到孤独,而且自怜,自赏,自傲,当然也有一点自慰,因为这毕竟是我第一次出省,是我第一次决定把自己的整个身心交给一个姑娘。想到我是为什么而到这遥远的边陲来的,我的泪水便流了出来。
  当我赶到始发站的时候,一个穿着蓝袍的司机正拿着一只拖把在轮胎上摔着。我松了一口气,我知道自己有了到昌吉去的工具了。我最怕自己要在乌鲁木齐滞留,现在这样的担心没有了,我已经坐在了车上,尽管这辆车是破烂的,几乎所有的座垫都露出了肮脏的海绵,但我却觉得它是一辆美好的车,我甚至产生了要在前排椅背上吻一下的冲动。
  抵达昌吉之后,我按自己构想的,先找到一家旅馆,洗了脸,梳了头发,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然后挎上书包出门。凭印象,我知道姚伶的家在自来水管理处,但它到底在昌吉的哪一个方位,哪一条大街上或小巷里,我却是不知道的。简捷的办法是查找地图,向人询问,可我却不想这样做,我以为自己千里迢迢到这里来向一个姑娘表白自己的爱,是不能用一点聪明的,我只能使用虔诚。我感到这不仅仅是一件重要的事情,还是一件神圣的事情,我要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去找,一家一家地去找,一个门牌一个门牌地去找。我想,只要姚伶在这个世界上,我注定是会找到她的。我隐隐地感到,爱的事情必须虔诚才可能完成。只有虔诚可以获得上帝的帮助,而聪明则会使上帝疏远。
  我没有看手表,所以我根本不知道我在昌吉转了多少时间,也无心留意城市是怎么一种样子。大约只有几座高楼,都是崭新的,白色的瓷片反射着亚细亚中部才有的丰富的阳光。这里似乎在开拓道路,到处都是深坑和石子,到处都是黄尘。在鹤立鸡群似的高楼周围,是大片大片的使我感到温馨的泥巴房,我觉得生活便在那里,人性与人情便在那里,大约姚伶也在那里。我在昌吉走来走去,走得大街上吹起了风沙。虽然我不明白东南西北,不过我是清楚幸福的所在的,我认为自己不会迷失。
  沿着姚伶脖颈上的一股气息的暗示和引导,我走到了一栋泥巴房前。屋子里寂静无声,一扇低矮的门则被擦洗得露出了它的神经和脉络。凭直觉,我判断这就是姚伶的家,她的气息已经穿过门缝弥漫出来了。我屏住呼吸,郑重地在门上敲了三下,随之是一个巨大的空白,仿佛屋子里没有人似的。这时候门谨慎地拉开了,一个微胖的中年妇女探出头问我:“你找谁?”她不像姚伶的母亲,她没有姚伶那种显着轮廓的脸,也没有姚伶那种充满悬挂感和虚幻感的气质,不过我还是确认,这位妇女应该是姚伶的母亲。我说:“阿姨,我找姚伶。我是她的同学,从西安来的。”她平静地招呼我进去,并平静地叫着姚伶。但我却没有随她进去,我必须等姚伶的恩准,我不愿意冒犯了姚伶。
  当姚伶像一片云似的飘到门口的时候,她的脸骤然苍白,她的眼睛满是奇异惶恐。我这样一个从天而降的不速之客,显然完全出乎她的所料。我觉得她总是用酒精浸泡的毛孔随着我的出现而紧张得一下关闭了,唯有鼻尖的毛孔还张着,不过从这些毛孔流出的只能是冷汗。在亚细亚中部的阳光之中,她的冷汗密集,圆润,有珍珠般的造型。她很快便回过神来让我到屋子里去,并向她的母亲介绍我就是那位发电报的人。我多少有一点拘谨,不过总的感觉还好,因为所有的线路都连接起来了。我的意思是,我的电报已经为姚伶及其母亲提供了研究的资料,在她们对这份资料有了一定的评估之后,人随之而到。无疑的,这个人是更直观和更可靠的资料。
  在姚伶给我沏茶、取瓜子、拿葡萄的过程中,她一点一滴地告诉我,她是昨天才收到电报的,遵我之嘱,她还没有到单位去报到,她在等我的信。我说,我就是考虑到信太慢,才决定亲自走一趟的,我不想让你焦急,也不敢耽误你,只是匆匆忙忙,没有通知便来了。这时候,姚伶的母亲一直坐在沙发上注意着我,当然也注意着姚伶。在她显得浮肿的脸上,有一双疑虑的眼睛,它完全流露着推敲和解析的神情,她还点了一支烟吸起来。我感到她是一个有城府的人,不过她没有询问我什么,我想,这是由于姚伶在场的缘故吧。实际上我是希望她母亲注意我的,因为深切的注意标志着我进入了她考虑的范围,如果她对我的到来不在乎,无所谓,那么我便沮丧了。但姚伶的态度却是关键,倘若没有她的深切注意,倘若我感觉不到她的热情和兴奋,那么一切都将是没有意义的。我的为难在于,姚伶一向是一块大理石,而且是早晨的大理石,永远有一种夜气和露水的冰凉,这使我不易把握她。
  有一个细节当时很使我感动:我刚刚坐在沙发上,姚伶及其母亲便让我退掉旅馆的房间搬回来住。她们告诉我,家里有的是地方。我是一个敏感之极的人,我确信,她们绝不是出于礼貌,她们完全是真诚的,但我却没有接受。我不是客气,我是担心自己在姚伶家睡不着。我容易失眠,睡姚伶家我将肯定失眠。在姚伶家翻来覆去地睡不着,显然是难堪的,甚至会破坏姚伶家的安宁。
  姚伶向母亲简单地交待了一下,便到厨房去做饭了,她做的当然是拉条子。客厅只剩下了我和她母亲,她母亲遂不紧不慢地询问我年龄多少,兄弟几个,父亲母亲在何处贵干。她的眼睛仍是推敲和解析的神情,不过她在努力做得婉转与平和。尽管姚伶在厨房洗菜、切肉、揉面,但她却显然注意着客厅。她还有两次以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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