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4期
我所认识的王元化
作者：李子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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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瞪口呆。然后有一天下午，他突然离干校出走了。造反派去追，原来他准备回上海去取《莎士比亚全集》。不少人都觉得他精神崩溃了，而且想起在反胡风运动后期他一度患过心因性精神病。当然某些造反派骨干分子还想藉此扩大事态，不予承认。幸亏当时未进牛棚，当年参加过肃反小组工作的茹志鹃挺身而出说了话，并且坚持带他去精神病院做了检查，才算没有酿成更大的悲剧。这里我横插出几句，就我接触所及，当时的革命群众，工、军宣队当中，仍有头脑清醒，明事理、知是非的人。我个人也曾受到过这些“好心人”，有的甚至是素不相识的好心人的关照和精神支持，至今我对他(她)们心怀敬意。
我觉得这次事件与拒绝承认胡风反革命集团性质的事同出一辙。通过这次事件，可以进一步看清他性格中的两面，既刚烈，然神经却又不够坚韧粗壮。他刚直不屈的本性容不得虚伪，他既不能为自己把别人诬指为反革命，他也无法忍受被人冤枉为反革命。长期的委屈愤怒使他忍无可忍，终于爆发了出来。而这种爆发的形式，又显示出他诗人气质的一面，显示出在高度紧张的状态下神经有时会失去自我控制而崩溃。这一行为不但给他自己带来更严重的后果，还危及了妻子张可。她不但作为妻子必得接受审查，还要受到强制揭发的折磨。更严重的是，张可是上海戏剧学院教授莎氏戏剧的教授，所受的牵连就更大了。
张可真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从反胡风到“文革”，她跟着担惊受怕，吃了那么多苦，从无一句怨言。王元化自己曾说：“我的坎坷命运给她带来无穷的伤害，她都默默地忍受了。我那时因遭到屈辱是敏感的，对于任何一个不易觉察的埋怨眼神，一种稍稍不满的脸色，都会感应到。但她始终没有流露出使我会受到刺激的任何情绪。”她不但没有任何抱怨，而且对他呵护有加。
自从这次事件之后，我与他家庭有了进一步的接近。我不仅去他在皋兰路上的他自己的家，有时还去富民路上他母亲的家。当然是秘密的。两个家庭，三个保护神般的女性。张可自不必说，关于这位出身名门、才貌双全、性情温厚的女性，近来介绍得够多了，我在此不再多说。他的母亲当时已过八旬，头脑不仅清楚而且冷静，对儿子的关切溢于言表，但对他的处境也清清楚楚，在“四人帮”粉碎之后，谋求平反办法的时候，她的意见都极有见地，而且她还直接给周扬写了申诉书。这真是一位刚毅而有见识的老太太。和他母亲同住的是他未婚的三姐杜碧清(从母姓)。她干练豁达，不但照顾着父母，而且以照顾元化全家为己任，简直像半个母亲。这个家庭真是遮风雨避严寒，她们让人想起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不但是由于她们对于亲人的义无返顾的奉献精神，还有她们的教养。这也就是元化所以近乎天真地害怕“恶”、厌恶粗俗，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文学作品中崇尚美好精致的来源了。如果没有这三位女性，我想不会有元化同志的今天。我太懂得这种爱和温暖的重要了。它能让人生也能让人死。因为，我也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如果没有这样的父母兄弟的支持，我想我也肯定过不了“文革”这一关的。
每次进入这个温馨的小天地(这个家庭的室内布置也始终是雅致整洁的)，我们不但反反复复研究国家、个人的将来的命运，讨论元化的文章(如《韩非论稿》)和他的请求平反的报告，有时她们还有好饭招待。无论张可还是碧清姐姐，都做得一手好菜，无论中式西式都来得。吃着碧清姐姐做的意大利式沙拉，张可做的乡下浓汤和咖喱鸡饭，悄悄地讲着话(那时大家都总是觉得隔墙有耳，说话都是轻轻的)。“文革”以来，多年没有这种“聚会”了。加以我又是个喜欢西餐的人，简直不知今夕是何年了。真不知该说元化幸欤、不幸欤?在政治上，他半生坎坷，而在家庭生活中，他却得到幸福女神的如此垂青和眷顾。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又经过一段艰苦的过程，他的问题才得到平反，恢复了正常的工作权利，而且在1983—1984年还当过一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当然，这期间磕磕绊绊的事在不可免。比如，他牵连进周扬撰写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文章的公案，比如他曾主编《新启蒙》杂志。在社会大转折、大变动时期，在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一切都要经过实践检验的号召下，长期被禁锢的各种思想开始活跃。有时，走在时代前面的思想，不一定合乎时宜。显然，一切只能唯上级意志是从的仕途于他仍然是不适的。最后，尘埃落定，他找到了最适合于自己的位置，专门从事学术研究。
应该说，回到独立思考的学者生活中去，使他得到一个幸福而辉煌的晚年。可惜的是，就在他1979年即将平反的前夕，张可高血压中风，并留下严重的后遗症。这成为他晚年幸福中无可弥补的遗憾。
七十年代中，他写作上出现了第一个高潮期。多年积累的研究成果，有如井喷般地磅礴而出。除去前面讲到过的《韩非论稿》外，引人注目的还有《龚自珍思想笔记》。以我一个门外人的体会，这篇文章也许可以说是《韩》论的继续。(说老实话，我在这一部分讲到元化学术思想方面的成就，全属班门弄斧。这只是从一尊敬他的门外人，来讲一些自己对于他学术品格的感受，其中谬误、曲解、断章取义之处，望指正)“四人帮”将龚自珍也定为法家，元化认为这是“将政治强加于学术的虚伪”，他这篇文章的目的在于还其本来面目。他还写了一系列论黑格尔美学的文章，特别是其中关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中，有关“知性”的发挥的论述，引起文艺理论界的极大兴趣。他在这一时期的压阵之作当属《文心雕龙》研究。元化关于《文心雕龙》的研究，采取了以西方古典哲学、美学与中国古代文论相互阐释的方法，不但另辟了蹊径，取得了带有开创性的成果，由此奠定了他在学术界的地位，而且大大推动了国内国际对于《文心雕龙》的研究，使得这一尘封已久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瑰宝重放光彩，也由此使得“文”学研究变成了一门显学。
进入九十年代，元化更加远离一切杂务，摒除了种种干扰，真正静心于学问之间。他思考的中心则已从文学转向文化史、思想史。其中最重要的成果是不是可以说是对于政治民主和新文化传统两个方面的再思考?他对这两个方面的再思考，是不是可以说都涉及了各自的最根本的方面?关于前者，他于1992年写成的《与友人(李锐)论公意书》和后来陆续完成的《社约论三篇》，对于一直被人们尊为法国大革命宪章、民主法典的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卢梭所主张的“公意说”，提出了质疑和深入探究。他说“公意被解释作比每个社会成员本身更准确无误地体现了他们应有却并未认识到的权利，——其实质不过是悍然剥夺了个体性与特殊性的抽象普遍性。以公意这一堂皇名义出现的国家机器，可以肆意扩大自己的职权范围，对每个社会成员进行无孔不入的干预”。“卢梭在设想公意超越了私意和众意，从而可以通过它来体现全体公众的权利、意愿和要求的时候，他原来是想通过它来为人类建立一个理想的美好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