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5期
镜头的许诺
作者：韩少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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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现中很快黯然失色。我这样说，只是想描述影视传播与政治风向的相关传动，并非赞同当时一些左派人士对外来文化的粗暴防堵。凭心而论，这些作品一般来说并不具有敌视中国的阴谋，甚至大多具有批评西方社会弊端的内涵。它们之所以在中国获得了一种特殊的解读，一种可能令作品制作者和进口发行者意想不到的解读，比方说一种只见其演员发型而不见其作品主题整体的解读，完全是中国特殊处境所决定的。这种处境不能由作品来承担罪责。
但拉开历史的距离来看，当时哪怕一个镜头中的发型也确属政治冲击波，实现着西方对红色中国的文化登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埃及从法国殖民统治下独立了，国家总统纳赛尔宣称：“收音机改变了一切。”这位总统敏感到刚刚独立的埃及面对西方的媒体技术强势，正在走向一个很不确定的新世界。“由于西方化已经不再仅仅依靠牛津的大学和巴黎的沙龙，而是依靠喇叭向乡村广场上不识字但反应迅速的群众大声播送消息，西方化已经获得了巨大的推动力。”一位当代历史学家也是这样描述当年。在不久的以前，这种西方化曾经表现为直接军事占领，比如英国对北美和澳洲的殖民，西班牙对南美的殖民，法国、英国和比利时对非洲的殖民，荷兰对印尼的殖民，英国对印度及南亚的殖民，英国和法国对东南亚的殖民，加上日本“脱亚入欧”时对朝鲜的殖民和对中国的侵略。当时的贸易专营和资源独享全靠枪炮来保卫，世界几乎到处都有操着拉丁语系和爱吃奶酪的统治大人。但那种方式在二十世纪已经越来越显得笨拙和成本高昂，正如1945年上台的英国艾德礼工党政府认识的那样：越来越强烈的民族主义反抗，使英国在印度的投资大为萎缩，而维持统治的费用已经超过殖民所得，令人厌倦的印度问题必须斩仓割肉，舍此别无选择。艾德礼政府推动了印度独立法案在国会的通过。与很多共产主义人士的预测相反，同时也与很多帝国主义人士的预测相反，英国从广阔殖民地撤出后并没有进入衰败，相反却享受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法国和其它西方列强的情况竟然也大致如此!可以比照的有趣一例是：过于老派和僵硬的葡萄牙拒不放弃殖民地，后来倒是一直成为欧洲的贫困户。
葡萄牙是否证明殖民主义只是西方列强历时四个世纪的愚顽之举?事情当然没有这么简单。进入和撤出殖民地，都是西方列强的竞争选择。只是这四个世纪前后的技术条件已经大变，殖民者们在撤出时已经获得了一个比枪炮更有效的武器，即纳赛尔总统面前的收音机。古人云：攻城莫若攻心。以枪炮攻城，较之以广播攻心，乃不得已之下策。继收音机之后出现的电影、电视、因特网等各种手段，使听觉更添视觉，西方可以籍此省力节资地俘虏任何边地居民的两耳和双眼，可以让数以千计的频道快速实施全天候的视听轰炸，越过任何军事防线、政治边界以及文化传统屏障，摧毁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里的心理抵抗。一般来说，这种摧毁并不主要体现为颠覆性宣传，鹰派的冷战宣传在鸽派看来并不高明也失风雅，意识形态的张牙舞爪常常让人反感，美国在韩战中的重挫，在古巴和越南的惨败，让大多数人更相信直接的政治和军事干预已属过时的臭招，投入产出完全不成比例。即便能够强行占领，谁还有能耐去辛辛苦苦管理好那些穷国和乱国?这里的精神和文化征服，其实唯西方文明生活的演示一项足矣。人人都想过上好生活，过上视听传媒中那种技术优越和财富丰裕的生活——那就是西方!西方!西方呵!而构成那种生活的一切要件：汽车，电话，飞机，高楼，化妆品，时装，唱片，电脑等等，其生产核心技术皆为西方垄断，后发展国家，即昔日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必须把廉价资源投入交换才能获得这一切，并且在这一过程中越来越沦为单纯的资源供应方。1938年的世界贸易统计资料称：相对于工业品来说，原料价格一直被迫走低，后发展国家用一定原料与西方换取的工业品在十年间要少去三分之一(斯塔夫里阿诺斯L．S．Stavrianos 1971)。多年以后，联合国1999年的发展报告坦承这种交换不平衡的结果：除了少数成功追赶西方的国家，世界上约四分之三的后发展国家比十年前更穷，全球范围内的贫富水准比由1960年的1：30扩大到1995的1：74。第三世界越来越不可能建立同西方竞争的同类生产结构和同等技术能力，只能一步步成为依附西方的大郊区和大原料场，并且背上沉重的债务。
这种抽血后的残疾，当然会更进一步反衬出西方的“进步”!残疾者只能自叹无能和自理后事。现在哪怕你想请回当年的总督，请回夹着皮包的帝国主义，人家也不一定愿意再踏上你殷勤铺下的红地毯。
这是很多西方有识之士也为之扼腕的趋向。后发展国家就不能拒绝或者摆脱这种交换吗?当然能，如果他们能安于马车而不要汽车，安于草房而不要高楼，安于茶枯而不要肥皂……就像中国人在文化革命时代的勒紧肚子，他们当然可以不需要西方的商品和技术，或者慢慢等待自己发展出来的商品和技术，包括等待这种发展中的对外汲收。但他们越来越无法做到这一点。电子视听传媒所实施的文明示范和消费示范，造成了大众性心理高压，造成了对西方产品的普遍性渴求。掌握着权力的很多官僚尤其难守清苦，总是在推进这种交换时抢先一步，成为很多国家中的买办性新贵集团。获得了知识的很多精英分子也难耐荒废，于是大批流向西方以求个人发展空间，从而进一步拉大了西方与母国的技术差距，构成了这种不平衡交换的重要部分。在这种情况下，交换看来确实是“自由”的“平等”的，不再有帝国的总督和军队在一旁实施强迫；但交换事实上又别无选择，因为来自西方的视听传媒早已规定了大众心理高压之下的选择结果，规定了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上下朝野对这种交换的心甘情愿甚至急不可耐。借用一句中国招商习语来说，这叫西方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看不见的手取代了看得见的手，传媒殖民主义取代了炮舰殖民主义，霸业转型再次确保了西方在全世界市场经济活动中牢不可破的控制力——甚至比老一代霸权更加成本低廉和成效卓著。美国前国务卿布热津斯基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微笑着想到了一句中国格言：“不战而胜”。
也许，这就是西方在二十世纪痛失殖民地以后更加强盛繁荣的秘密之一，是西方在二十世纪同时大失败和大胜利的秘密之一。
影视镜头是这次世界重组的主要杠杆之一。中国人素来相信“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比较而言，报纸和广播无法企及影视的“眼见”之功，心理冲击力较为有限。我在乡下时看到过台湾用汽球送来的红绿传单，当时公社民兵漫山遍野地去搜缴；也偷偷听到美国之音的华语广播，在一个偏僻的山村里这种勾当并无太多危险。但坦白地说，这些文字宣传虽然令我好奇，却没有留下太多的印象。即便我愿意相信它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夸耀，这种相信也只是文字而不是迎面扑来和暗袭心头的形象，其痛不足以切肤，其爱不足以入骨。我想象在更早的以前，在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