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6期
小剧场与大社会
作者：黄纪苏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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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改编定了几个原则。第一，保留原作的政治立场；第二，保留原作的社会批判；第三，保留原作的喜剧风格。于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就进行了改编。我觉得你的观察很有道理。原作具有突出的现实政治性。而我的本子比较侧重于文化批判和社会批判。因为政治往深走便是社会。我们和原作隔着一个时代，理应往深里走一点。不过我的本子和孟的舞台呈现又不大一样，我是批判多一点，但也不乏喜剧因素。而孟则要把好玩的二两发展成半斤。例如戏中所谓“疯子”以现实主义流派自居，嘲笑先锋戏剧，本来属于顺嘴一说。盂就势演绎出一段讽刺人艺风格的戏，表演得非常酣畅淋漓，剧场效果很好，但流于文人相轻，削弱了风骨的东西。张广天当时听我读完剧本，说我有就合盂京辉的地方。其实我本人个性也比较爱开玩笑。常常说高兴了就忘记收兵。那位同学的感受，我猜想部分跟这有关。另外我想中国的局面与意大利的不大一样，所以大家所关注的一些问题，要表现的东西，还有情绪、感觉等等，也都不一样。反正最后写完了就是这个样子，我也不满意。搞笑的地方多了些。你的话里好像是批评的意思，是么?
■：我挺喜欢那些东西的。
□：那以后就接着搞。(笑)
■：黄老师，我觉得这里有政治批判、文化批判两个层面。政治批判基本上是继承了达里奥·福原来的对富人进行批判的那种精神，文化批判则针对我国目前的现象。政治批判因为我们中国现在的具体情况可能就弱了一些。所以我觉得有些隔靴搔痒的感觉。我觉得如果转变的话，是否把政治批判也完全转变为中国式的立场，还是如果这样的转变实行起来非常困难，或者什么原因，因而不能实现这样的转变呢?
□：写完《格瓦拉》我在想，这回政治批判批到头了，以后还是批判别的吧。按照你刚才说的思路写也可以。但刚才说了，政治批判往前走，势必是文化批判和社会批判。在改编《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大框架，大框架里套了一个小框架。大框架说的是达里奥·福和左派艺术家。但是后来因为投资方有自己的想法，就没采用。我把大框架跟大家讲一下。达里奥·福是一个左派文人，他对于资本主义政治体制采取了一种非常激烈的态度，但是达里奥·福最后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个奖是资本主义对文学家最高的赏赐。获奖的消息传来时，他正好开车走在路上，有一个人开车从他旁边经过，就打出“你获奖了”之类的横幅，他看了乐得差点没领成奖。这件事让我想了又想。西方的嬉皮士运动、先锋艺术、摇滚之类，起家时都是批判的、左翼的，但最后它们都变了，变成了资本主义世界的一道文化风景线。这让我们重新思考左派与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关系。于是便有了一个大框架：达里奥·福占领了资本主义的一个国家大剧院，要上演一部抨击资本主义司法制度，攻击资本主义国家机器，或者说，攻击资本主义政治的戏。演完了以后，出乎所料，世界大剧院的老板连连叫好，祝贺达里奥·福作为一个艺术家、作为一个个人的功成名就，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作为个人，他成功了；但作为推翻资本主义的事业，他失败了。这就是我们想说的话。舞台上有一根绳子，排队的人都往上爬，领取旧世界的功名利禄。最后是达里奥·福被绳子吊了起来。功名、等级，这些才是一切压迫社会的基础。达里奥·福通过反对资本主义政治而归顺了资本主义社会。这是问题真正深刻的一面。这里面融入了我们对二十世纪社会主义革命及其失败的思考。
■：黄老师，就您刚才提到的问题，我觉得是一个个人相对于艺术的独立性问题。就像您在戏里面对校长、教授进行了讽刺，像我们系里的陈平原老师、钱理群老师都去看了，也给它捧场。我觉得也许艺术本身相对于政治就是有独立性的。
□：艺术本身当然有独立性。我们的生活并非处处政治。早上起来，晨风吹来，我肯定想到“晓风残月”而不是“北风吹”。我想个人的艺术是有的，唯美的艺术是有的，但为政治或者说是为群体为社会的艺术同样也是有的。过去的时代特别僵化，“文革”以后作为纠正，我们强调一些个人的，私人的东西，很有必要。但到了1990年代，个人主义走过了头，而且看样子，好像也走不下去了。文艺需要变化，需要强调公共性的、群体性的东西。前两个礼拜在《南方周末》有一个讨论，说现在的诗歌没法看。我看过一些“下半身写作”的东西。下半身写作不是不可以，你在自家厕所里干什么都行。但是在公共场合就要注意影响。私人写作也不是没有价值，但如果我在这儿喋喋不休议论我们家的墩布，大家一定退席。至于资本主义市场把一个演员的私生活炸成土豆片满大街兜售，就另当别论了。
■：黄老师，我想问一个问题。您认为存不存在所谓“体制内的批评”和“体制外的批评”两种批评。如果有的话，有什么不同?前一段时间，在网站上看到一篇文章，说“打不过他们就加入他们!”(笑)。你认为你是否已经加入了他们了?
□：就像刚才说的那样，达里奥·福最后就“加入”了。你说的那篇文章我没有看过，但我看过一些吵架文章，什么自由主义新左派之类。有几位年轻人号称对体制采取“不和解”的态度。我说，你大概是跟十多年前的“体制”不和解。今天的体制可不简单地等于单位人事处或保卫科。有些“反体制”的英雄，常看他们在电视里做嘉宾，国家课题费也没少拿。那些难道不是体制么?我的意思是说，在今天的中国，社会越来越多元化，越来越商业化，越来越走向市民社会，在这么一种情况下，对体制不能作简单的、过期的理解，这是从反面说。那么我们自己呢?坦率地说，我们基本上是在价值层面上进行批判的，批判的是弱肉强食的社会原则，而不是就着中国的具体现实政治或政策，比如说世贸政策、社会福利政策、就业政策等发言。我们不是操作专家，在这些具体的问题上没有发言权。但批判弱肉强食的时代精神和意识形态却是我们力所能及而且责无旁贷的。前两天在网上读到武汉的一个富婆，她买衣服一定要去香港，她的裙子和首饰决不要国货。这个家伙自鸣得意，快活非常。我们就是要在这个对财富进行丧心病狂歌颂的大气候中，给青年人，给中国的未来提个醒：造就了这类富婆并让他们横行的社会或体制是值得反思的。
■：《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与《切·格瓦拉》给人的印象完全不同。我看过《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的演出，《切·格瓦拉》只看过剧本。看《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时，觉得很好，有很多讽刺的东西，讽刺得很有力量。到《切·格瓦拉》就不同了。我想问的问题是，美学风格上的变化，从讽刺、喜剧式的风格变成了正剧的风格：树立正面形象的这样一个正剧，我觉得讽刺的、喜剧式的是更有力量的。《切·格瓦拉》正面歌颂在现在中国可能会唤醒某些历史的记忆。我想问对这种转换你们有什么想法，我觉得正剧的定位可能会掩盖力量和锋芒，我不知道这个风格的转化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