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6期
小剧场与大社会
作者：黄纪苏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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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什么考虑，是不是有意为之，是，为什么?
□：你这个问题我也曾经考虑过。这两出戏，在这方面都花了心思。《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是改编的，《切·格瓦拉》是创作的。我个人比较喜欢喜剧，比较熟悉讽刺的手段。《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基本上是讽刺，《切·格瓦拉》正剧讽刺各一半。正剧的英雄人物很难塑造。因为舞台上的英雄是否树得起来，实际上取决于舞台下面的英雄是否有市场。我们今天的社会，是个跟英雄过不去的社会。像雷锋原来团里的一个战士，复员后坚持做好人好事，结果呢，得罪了周围的社会，被家人一而再，再而三地送到精神病院避难。在这么一个社会的剧场里，英雄太不容易存活了。我们可以说绞尽脑汁。在这个社会面前，我们几个正面人物开口便错。(笑)怎么让他们树立起来呢?我们甚至都想到让观众可怜可怜他们，(笑)让反面人物虐待他们。(笑)我们想了个主意，后来被否定了，就是说拿个铁链子拴住他们的脖子，一发言反面人物就拽链子。(笑)说到底，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艺术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每个人身边都有一群坏蛋，哪儿哪儿都是坏蛋，(笑)要血有血，要肉有肉，我们对他们再熟悉不过了。可要找个英雄就太难了。好不容易出了那么一两个英雄，大家还都觉得那是疯子、神经病。让英雄昼伏夜出、躲进精神病院的社会我看倒真有点错乱。但情况也不一律。后来我们这个戏出去巡演，去了河南、广州、上海。在开封演出时，剧场进来三千人，那是个穷地方，剧场里一片灰土土的。我们当时担心人家是否接受这个戏，后来发现他们对于正面英雄非常接受，正面人物说一句话他们就鼓掌叫好，而反面人物的油嘴滑舌反而得不到喝彩。这件事给我极大的震动。
■：我想问一个关于小剧场话剧的接受问题。小剧场话剧在走向观众的时候，它的观众群是否只停留在一个固定的圈子里，它是不是只是被一个固定圈子的观众欣赏的东西?换一种话说，舞台对社会和体制的揭露是不是需要被一部分人“养起来”，你们是不是有一种“被豢养的感觉”?
□：我觉得你说的话很有道理。小剧场确实有它的固定圈子。比如说北京。我不知道其他地方的情况，北京小剧场的观众是中产阶级或者想获得中产阶级符号的一群人，说白了就是小白领。大概在北京有两万左右。我们一些制作人、剧场经理手里都紧紧攥着他们的名单，演出前一个一个打电话。于是问题就来了。达里奥·福老婆当时就说，我们把批判社会、批判资本主义的戏拿给资产阶级看，原以为他们会发火，结果呢，他们看完以后就跟搓了热背、洗了桑拿似的爽快。我们演这出戏的时候，还真的让一些人恼羞成怒。当然发怒也可能成为一种消费，因为他们的生活太行尸走肉了，需要活血化淤。在这个意义上，左派艺术也许只不过是资产阶级餐桌上的辣椒油或胡椒粉。有人说那你们干嘛不到田间地头车间去演出呢?刚才有同学说到街头，这不现实，还不如说到公安局去演呢。大概今天只能在小剧场演了，大剧场我们演不起，担不起那个风险。只能在小剧场给小白领演。但中产阶级或想获得中产阶级符号的人其实也是我们应该争取的对象。(笑)我说这话，没有丝毫的玩世不恭。我们自己也属于这个阶层，格瓦拉也出身这个阶层。好多革命者也都是这样。其实我们就通过这次创作多少改变了自己，也通过演出多少影响一些观众。有个叫小雨的观众，本来也是公司白领，自己后来还开书店，看了我们的戏后，便志愿帮助我们工作。我们经常一起探讨一些理想和现实问题，她不仅仅受我们影响，同时也影响了我们，纠正我们，以至我们偶尔想堕落一次看她在旁边都不敢。
■：我听说你在美国学了六年社会学，您觉得读社会学对左翼创作者有没有影响?
□：没有六年，只读了不到三年。我觉得那段生活和学习还是对我有不小影响的，今天的左翼思想者，或倾向于左翼的这些读书人，起点都是自由主义。但后来怎么就发生了变化?其实原因更多的在于生活而不是书本。比如说，亲戚下岗了。比如说老婆同事的亲戚跳楼了。比如说国内的社会、经济变化。当然，作为读书人还有学问上的原因。我是在俄亥俄州学社会学的。社会学系比较左倾，不像商学院之类比较保守。当时我们系的秘书、一个老太太就说，所有的怪人，从学生到老师，都凑到社会学系了。(笑)我去的时候，一到那儿，就听老师不停地批判资本主义。当时我觉得非常有趣。中国的激进人物都在声讨社会主义，而那儿的激进教授却在批判资本主义。我觉得留学经历在中国当前左翼思潮中有一点典型意义。我认识的不少留学生都有左翼思想或情感。这里面，除了刚才说的西方左翼学术气氛之外，我想更多的还是来自生活经历。我们这些普通留学生，通过端盘子、送报纸，有机会接触到资本主义世界惨淡的一面。有一次我跟上海的一位学者聊天。我说我们去留学跟你们去访问不大一样。你们去两个礼拜，玩了迪斯尼玩好莱坞，玩了大西洋赌城玩脱衣舞会。你们坐在餐馆里听美妙的音乐，看窗外的美景，于是得出资本主义就是人间天堂的印象，回国逢人就讲。而我们接触的是案板油锅，是墨西哥偷渡者、穷黑人，看到的是阶级关系，是剥削压迫。这种事都不愿告诉父母，怕他们难过。有人会说，你是失意的“绿卡族”吧?在美国没混好才狗急跳墙当什么左派。这种说法固然市侩气，但也很有道理，道理是什么呢，就是精英梦碎，回到了一般劳动人民的实地上。回到你刚才的问题，我想就我自己说，向左翼的转变肯定跟读书有些关系，但更根本的还是生活。我记得我们那个大学有一次举办国际工程师会议，国内派了一个十几个人的代表团来，来就逛脱衣舞会、成人商店、小电影，还打听有没有“更开放一点”的地方。你说他们回来能不讴歌美国，能不讴歌自由，讴歌开放吗?(笑)
■：刚才谈到小剧场话剧主要是给中产阶级看的，其实《切·格瓦拉》那个剧场我去过。刚才您提到开封，我觉得那个现象挺有意思的。《切·格瓦拉》演的时候，观众笑得最欢的时候的确是那几个女孩说话的时候，比如那个女的说“3w．com”之类的。但是真正到了底层的时候，他们更感兴趣的却是正面人物的语言和行动。所以我觉得这挺有意思的。是不是你们把希望寄托在最不希望贫富平等的人身上，希望他们能产生平等思想，这是不是有点空中阁楼啊?再有一个，就是我个人感到，看过戏以后确实有热情澎湃的感觉，但是这种热情很空洞，像在空中飞舞似的。你不知道你到底能做点什么东西，能为大众做点什么事。如果说看完您的戏的最高愿望就是能对自己的父母好一点，这是不是要求低了点?(笑)。
□：你问的这个问题很尖锐。我有时也在想，我们能做什么?我们是面对着整个人类四五千年的剥削、压迫的历史说话。一百五十年前，出现了一批人想把这世道扭转一下，于是前赴后继，死了好多人，流了好多血，整个社会付出了巨大代价。还进行了几十年的制度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