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2年第1期
市场失灵的乡村
作者：温铁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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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问，为什么不革新农业技术？靠技术创新提高农业效益。需知，任何一项技术都需要前期成本，这些前期成本谁来付？现在讲知识产权保护，因为前期成本高才要知识产权，技术是要拿来卖的。更何况，分散的小农经济条件下，哪个单家农户能够成为这种技术和投入的载体？
又有人说，为什么不提高产业层次？只有搞产业化才能解决农业的出路问题。不错，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但在我们这里，农业主要投入品中，资金、化肥、农药、种子等，以及产出品的加工、购销领域基本上被垄断了，产业层次如何提高？进一步看，能把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企业与负效益的农业结合起来吗？当大部分涉农经济领域几乎都是被政府下伸的部门和政府控制的国有部门垄断、并且凭借加强垄断获取利润的时候，农业能产生利润吗？再说，搞产业化经营是要成本的，假如在不产生利润的农业领域从事生产经营，组织成本从何而来？
所以，以前约定俗成的看法，在今天复杂的三农问题面前都要重新思考。在最近一次座谈会上，我提出，要“慎言三农”。为什么要慎言呢？因为学术界已经多年不了解基层情况，不做调查研究，往往习惯于在两个极端上跳舞，往往缺乏对国情问题的常识，因此会犯一些幼稚的错误。
我说慎言三农，并非要占有话语权。虽然首先应该感谢大家关注三农，这当然是一件好事。但我哪怕再谦虚谨慎，有时候也会不耐烦十几年来总被人家“耳提面命”；不愿意听“今天的你我还在重复昨天的故事”。因为，人们往往用基于各种理论的约定俗成的概念来套到三农问题的解释上，这的确有可能帮倒忙。如果没有大量的实地调查资料的积累和政策经验的积累，套上去会出现很多问题。其实我们现在遇到的复杂局面，在一定意义上与长期照搬照套的做法有关。所以我大胆向学术界呼吁慎言三农。
很多国内外的学者热心关注我们的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反复告诫我们要搞市场化、私有化。我们试了，一试就是十几年，试的结果是，按照理论上那种纯粹的市场化和私有化概念来形成我们的农村经济制度确实有问题，我们不可能完全照搬西方的制度。因此我希望人们思考，我们农村形成现在的这种基本制度本身是否符合中国国情？如果符合，就得继续坚持下去，不要轻易改变。
从国际经济比较研究看，因为中国在工业化进程中没有像西方那样大规模对外殖民，我们人口一直在增长，人均占有土地就必然下降，不可能像过去的欧洲国家那样，一旦人口膨胀了，在美洲澳洲有大片的殖民地可以移民拓殖。现在美国农业劳动人口人均土地占有面积是我国的八百多倍，学者们一讲就是美国的农业效益有多高，那是当然了。但中国农业和美国根本就没法比。我们知道农业的收益主要来自于地租，美国农场土地面积广大，地租绝对量大。而我们的土地连地租都产生不了，劳动力和资金的投入产出比因此就是负值。
制约三农问题的核心是两大基本矛盾
我曾经在1994年写文章强调，制约三农问题的核心是两大基本矛盾。现在再重新概述一下。
第一个基本矛盾是人地关系高度紧张，这是基本国情的矛盾。中国历朝历代都存在这一问题。比如说，在传统农业生产力比较低的条件下，十三世纪（宋代），南北人口合计超过一亿，当时在土地面积比较少的地方，出现了自觉的“计产育子”的现象，这是自觉的计划生育。现在这种现象也有。前段时间我到贵州调查，贵州的土地政策是承包三十年不变，因为它没有地可以调，加上山区地貌比较破碎，东一块西一块，调整难度非常大，所以从大包干到现在实际上几乎没有调整过。于是，农民自己就要计划生育。例如，在我最近调查的农户中，有一家有四口人，人均三分地，连保吃饭都不够，如果家里没有人出去打工，一年得买个五六百斤粮食。而现在由于农村资源严重短缺出去打工的人多了，相对就业的机会少了。在劳动力绝对过剩、无限供给的条件下，劳动力充分市场化的作用必然是劳动力的市场价格下跌，打工的收入逐年下降。这个问题本来也是很清楚的。
第二大矛盾是城乡差别，这是我国的基本体制矛盾。由于人地关系的紧张，在没有工业化的条件下，劳动力转移不出去；在工业化发展的条件下，本来应该通过工业化带动劳动力的就业。但我国1950年代在战争威胁的情况下，没有重工业不行。因此我国工业化的特点是重工业优先。重工业相应的内在机制就是资本排斥劳动力。重工业不断追加资本投入的比例是非常高的，后续投资是30%到40%往上递增。而资本增加，排斥劳动的结果就是城乡二元结构，这就是第二大矛盾。
重工业优先的工业体制是在当时的国际背景下形成的。不仅不能吸纳农村过剩的劳动力，城市就业也大量过剩。因此，城乡二元结构长期保持不变。就将来看，这一体制矛盾在短期内也不能改变。尽管我们的户口可以放开，放开户口又能怎么样？现在很多城市都逐渐形成了贫民窟，那里有户口问题吗？在没有放开户口的情况下，不是也有一亿多农民外出打工，集中在东南沿海和大城市周围吗？现在户口已经不值钱了。户籍制度只是城乡二元结构的一个表象。它的核心问题是政府财政维持的社会保障，与此相关的还有教育、医疗、就业等等一系列的制度。在城市，政府近年来花费了极大的精力，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想给城市职工特别是国有企业职工建立社会保障。现在怎么样呢，社会保障帐户建立起来不是有不少的亏空吗？连城市的社会保障都这么困难，有谁能够给八亿八千七百万农民建立社会保障？
因此，短期内寄希望于大规模地转移农业人口，目前看不具备条件。在这两个基本矛盾的制约之下，三农问题只能在中长期发展的政策安排中寻找缓解矛盾的可能。
让我们看实际情况，建国五十多年来，工业产值已经占到了绝对比重，农业人口从建国初的85%降到了68%，而农业产值从原来的80%已经降到了15%左右，人口与产值比例严重地不协调。
那么，如何能够指望用15%的GDP中产生的收益去提供必要的公共物品，支撑将近70%人口的社会公共需求？这样基层的管理当然缺乏必要的财政支持，必然会产生农民负担问题。如果按照现在自上而下下达任务的方式提供公共品，例如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教育，加强文化，以及民兵训练、广播电视宣传等等，往往会因为没有必要的财力而无法真正实现。可是现在人们讨论这些问题，经常想不到这一简单常识。
我这次在贵州调查了一个镇，这个镇在贵州还是很好的一个镇，其负债达五百余万。债务来源就是现行公共品体制问题。比如，要建学校，要上水利等公共设施，就要政府借债；农业开发投资，调整产业结构，没有市场，产品卖不动，农民还不了钱，也要政府还债。最近比较突出的一种债务是乡镇企业改革带来的，在前几年宏观经济紧缩政策之下，首当其冲受影响的就是中小企业，包括乡镇企业。它们得不到投资，没有资金支持，于是纷纷停产歇业，原来的投资形成坏帐，转变成地方财政的负担。中西部地区据说70%的乡镇企业都不行了。再加上关闭“十五小”，其作为国家政策当然很好，不能污染环境，这本来无可非议。但是，当时地方政府特别是乡村组织投资上的这些“十五小”企业，关闭的时候有补偿吗？于是这些政策也转化成了乡村财政的债务负担。那个镇的领导说，2001年底，在关闭“十五小”之后，他们的债务会上升六百多万。全国算个大帐，据说是三千八百个亿。乡一级政府平均负债二百多万，村一级平均负债达到20-30万。如果说乡和村两级的经济是这种状况，那么，县一级的经济如何得到发展？地方经济不发展，有本事的就拼命挤到政府及其可以收费的事业单位，于是就卖官鬻爵、吃拿卡要，农民负担问题也愈演愈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