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2年第1期
过时的人文学科？
作者：耿占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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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所面对的文科学生并没有对文明的性质或现代教育的变迁做过理论思考，但无疑他们的直觉是对的。对文科特别是对文史哲的轻视，这是青年人面对社会经济剧烈的变化所做出的反应。除了在义务教育阶段，一个孩子可以暂时不计功利地读几首唐诗宋词和安徒生童话，或学几天钢琴，以提高个人的素质。即使如此，他们也还面临着升学考试的极大压力。而上大学，几乎就成了一种就业培训。对经济社会来说，与传统文明相反，它需要一个人的技能而不是良好的修养。“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在近现代社会里因处于不利的经济地位而陷入贫困的文学经验，对他们来说需要从实际的处境而不是从文学浪漫主义的观点重新加以评估。文科毕业生在经济社会的边缘化而处于不利地位的谋生之道使他们印象深刻。进入大学对他们来说意味着投资已经做出，这是为追求就业与获利的投资。这一事实不能不让他们对他们所学到的知识是否能够零售出去或一揽子卖出去提出疑问，进入中文系这一现实与他们原先对自己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期之间的极大差异，使他们需要对自己的生活道路做出重新评估，或者至少，做出情绪上不适的反应。事实上，青年人无法仅仅从个人的兴趣爱好出发对知识做出选择，他们必须依据被社会选择时的价值尺度来积累知识。当然，名牌大学的文学院仍然可能把为数不多的、在学习与就业之间有一个缓冲阶段或不那么急切地进入劳动市场的文学爱好者（除了少数之外，他们的家庭背景应属于有钱或有闲阶层）吸纳进来。对普通大学的文学院来说，它所接受的更多的是急于学习就业技能、而又没有更好的选择余地的人。
在讲台上面对他们，说实话，我不知如何是好。对他人滔滔不绝地谈论别人不感兴趣的话题，无论是于做人的一般道德、还是我的个人习惯都不相符合。但在五十分钟之内，我没有保持沉默的权利。
就是这样，我在个人书房与中文系讲台之间的错位中生活。我觉得有必要进一步让他们知道他们的失败感或受挫感的原因。他们还应该放弃哪些幻想。在知识经济的时代，文学已经不是知识，凡与经济无关的知识已经不能算是知识。在信息化的时代，文学也不是信息。传统的文科，文史哲所传授的知识都不能拿到市场上去出售。它们很难转换为商品。文学也不是一种技能。讲授计算机或土木工程的教师，四年下来会把一种技能、一种谋生的工具放在学生的手中。讲授经济、贸易和法律知识的，会向学生传授未来生活或进入社会后的一些职业规范。这些工艺技能与职业规范都是有用的东西，它们会受到经济社会的雇佣。它们是可以商品化的东西，可以出售、交换。四年下来，学生就成为一个准专家，就获得了市场经济时代的入场券。学习经济与法律专业，意味着你有资格进入国家或大企业的管理层或有能力自己办公司。那么，在这个经济社会里，我能够给予学生的不是这些，我没有什么技能放进学生手中。通过文学，我只能把一些关于人生和社会的见解放进你心里，把一些更加复杂的观念、情感，更为敏锐的感知力、想象力和同情的能力放进你的心里。文学最终是让人学着“做一个敏感的人”（希尼），让你更“哈姆雷特化”。由于敏锐的感知力和想象力，你成了人类观念与情感领域内的敏感的触觉，并具有对这些感触加以表达的冲动。这种冲动甚至是不计功利或不顾后果的。我们都知道一些伟大作家的名字，他们是为文学而生，而不是靠文学生活的人。相反，你们知道没有人愿意为经济、贸易或法学而生，他们是靠他们的专业而生活的。
当然，如果你生逢其时，你的这些观念与情感，也许会通过一些渠道影响人们的生活。这就是文学或学习文学的人所能做的。但在今天，使自己成为一个敏感的人，首先影响的是你自己的生活。一个有着复杂的感念的人，一个内心世界更加丰富的人，一个充满同情心与敏感性的人，对残酷的生存竞争尤其不利。他会更难适应世界。他会像哈姆雷特一样，在需要行动的时候，充满痛苦与游移不决。他会避开行动、权利与利益的急迫性，转而去思考人性的善恶或一些哲学问题。他会避开如何使行动成功这样的技术问题，而去思考行动的道德前提。这无疑等于在现实世界自甘失败。但这些人无疑又是人类社会的敏锐的触觉，是它的感知与思想系统。
“那么，学文学最大的出息是什么？”面对学生如此坦率的问题，我必须说：学习文学，你与心目中最大的出息或最大的权力可能无缘了。做一个文人的其他可能性，那要看你生活在什么时代。在大唐一首诗歌写得漂亮就能中进士，科举考试一篇文章写得好就成为天子门生，加官进爵。从另一种相反的文人类型来说——说这些不是为了满足某种幻想，而是知道什么是世事变迁——美国的开国元勋也同样是文科出身。近现代中国历史性的人物，几乎都是学文科出身。晚清以来的革命家康有为、梁启超那一代人、中共早期的领袖人物陈独秀、瞿秋白那一代人不用说了。建立新政权的一代人几乎差不多都是文人或诗人。这些革命家之所以改造世界，是因为他们不适应不满意这个世界。因为他们所具有的同情心和想象力，以及他们对历史哲学与社会伦理问题的理念与现行制度不同。他们是把历史想象力与理念付诸社会实践的一代人。不同的社会制度建立在他们彼此完全不同的理念上。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按照他们的社会理念来改造社会。赋予文化人的理念以能动性与革命性。有一个事实是，除了怀有社会历史理念的人文知识分子之外，无论俄国或中国的革命，都吸引了一大批没有接到案子的律师、没有学生的师范毕业生、没有患者就医的医生、没有权力的政治家等等这类人，换句话说，他们拥有了教育资历与职业资格，但在买卖场上无人雇佣，他们手中的凭证是无法兑换的空头支票。即使在今天或以后的市场上，教育资历与职业之间的供求关系也不会总是令人满意。社会也不会凡具有教育资历的都有能力照单全收。如果越来越多的人手中的教育资历凭证变成空头支票，他们也还会变成新的反市场化因素或“革命”因素。
但在今天，随着革命的理念及其制度化现实在东半球的破产，随着合理化或全球化进程，一个人文学者或文学家不可能在社会历史的实践中变成革命家了。一个文人也不能把他的理念与想象力赋予革命的特点，赋予想象力与理念道德含义或社会革命内涵无疑都已经失效了。文学想象力与文学理念所包含的拯救世界的真理已经过了历史有效期。举个例子：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大学生拉斯克尔尼可夫，他砸了一个放高利贷者的脑袋，企图用这些钱救济那些善良的穷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这是世俗的正义与宗教的罪恶之间的冲突；他的行为与理念如果在稍后的1918年之后，在列宁领导的队伍中就会成为一个革命者。而今，这个行为与理念就是刑事犯罪，而不具有任何革命的意义。
说白了，今天一个文人只能赋予他的想象力与理念、情感与敏感性以商业价值或商品含义。说文学不是商品，只是相对而言。这样说并不是说文学写作完全不能商品化，或完全不能进入市场。事实上，商业化的写作早已存在了。用文学来卖钱的人也成了一个行业，随着出版业和大众传媒的出现，写作已经成为文化产业的一个环节。可是正因为文学写作成了文化产业的一个环节，文学写作日益失去其自主性和独立的文学品格。在文学作品变成商品的市场逻辑中，存在着一个“颠倒的经济世界”（布尔迪厄），或一种颠倒的经济规律。在经济世界，商品越好越卖钱，而文学作品变成商品时恰恰相反。十九世纪，福楼拜就认识了这种新经济的原则：“当你不迎合老百姓的时候，老百姓就不给你钱是很正当的。这就是政治经济。”福楼拜说，一部名副其实的、认认真真完成的艺术品是不可估价的，但又没有商业价值，不能卖钱。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诗人不能用他们呕心沥血之作卖钱，但可以替人写悼文、碑铭或帮人写状纸换些银子。福楼拜替文学家说出了肺腑之言：“人越是勤勤恳恳地工作，得到的收益就越小。我即使在断头台上也坚持这条公理。我们是奢侈的做工者；但没有人富到能付得起我们钱。当人们想用笔来赚钱的时候，就该从事新闻这一行，写连载小说或写剧本。”时间过去了一百多年，对福楼拜的忠告我觉得没有什么要补充，他只是更加真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