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2年第1期
过时的人文学科？
作者：耿占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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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写作已经商业化了，可是一个写作者仍然可以对写作充满兴致：假如你并不过分幻想思想的无限能量，就不会感到特别的失望，有时还可以体会到充分的乐趣。再说，一首诗或一篇文章总能遇见几个喜欢它的人。而那些不喜欢它的人就在双方的浑然不觉中各走各的了。你可以在书房里继续保持写作所需要的信心。但做一个中文系的教师，情况就不那么幸运了。你必须面对那些压根儿就对文学不屑一顾的年轻人。他们从来就没有当过“文学青年”。他们做梦也没想过要上中文系。就我所在的学校而言，每班四十个人中报考中文系的不过五六人。学生对文科的选择大多是经济和法律，只不过现行的招生制度把他们调剂到中文系。为了拿一个本科文凭他们还是来了。在失望之际，他们中超过一半的学生不愿意办学校图书馆的借书证。他们进入学校的第一个要求就是转系，家境好一些的学生愿意拿出两万或更多的钱转入经济、法律专业。我也认为他们这样做从个人来说甚至是对的。
第一节课，一个新生提出的问题是：“老师，上中文系我们将来能赚到大钱吗？”我知道他们心中已经有答案了。事实上，在市场竞争和商业化的时代，一个读了中文系的学生无疑是等于承认：“我失败了。”因为读文学等于失去了进行市场经济竞争的资格。
在市场经济时代，做一个文学教师常常使我深感内疚，因为我不仅没有给予人以生存技能，反而使人更加无能化：至少在经济世界里显得如此。还因为就这些大多是底层出身的青年人而言，他们个人生活所需要的是如何具有一种技能去适应未来的经济社会，而不是形成他们的不适应性，并把这种不适应发展成人文学科的批判意识。就理想的情况而言，能否使他们有能力立足于社会，而又保持人文学科教育所特有的批评意识？
想起“文革”结束后我们考学那会儿，中文系是那么令人羡慕。连想都没想就报了中文系。那时人们有压抑过久的心事要抒发，感情的宣泄与表达的冲动唤醒了社会与个人的活力。对一个长期遭受深刻创伤的社会来说，文学是康复的良药。文学在文科学生甚至全社会的心目中都意味着对痛苦的抚慰、复苏的良知，象征着自由与希望。除了这种社会精神氛围，那时的教育还是精英教育，无论什么人读了什么专业，社会（政府）都会照单全收。尤其读中文系的，大部分进入了政府机构，即使那些愿意进入文化、教育、新闻出版机构的，也一律是“国家干部”。直到不久前，大学生在政府机构内的充分就业也还不是问题，很少会流入社会（在市场化之前，这是一个没有充分发育的社会）。大学的招考与分配，基本上是科举制度的现代形式。
除此而外，人文学科在社会中的重要性有一个更根本的原因：政府的性质是意识形态的，即使是一个革命政权在这一点上也和传统社会中的政府性质有近似之处：他们都密切关心着社会主要价值秩序，他们关切社会道德价值和社会伦理规范胜过对稻粮谋的关心。至少在理论上，统治者和统治集团内部成员的个人的道德修行关系着权力、王朝和社稷的安危。他们都认为自己在进行着的是道德统治。因而，他们与文史哲学科与学者有许多共同关心的问题和共同语言。即使他们之间产生重大分歧与冲突，也还是人文价值观念之间的冲突，他们即使把对方视为敌人时也高估与看重对方。美国作家菲力普·罗斯曾经对一个东欧作家说他因此非常羡慕革命政权下不自由的作家。在历史上，无论传统的统治者还是当了权的革命家都不怎么愿意去关心商人的问题，不愿意去讨论利益问题。然而现代经济社会的政府从人文的或意识形态性质变成了经济合作组织，国家越来越多地具有公司的性质。而政府人员越来越多地要求经营管理身份。那些惯于写作道德文章的文人、那些主要关心社会文化价值的知识分子从权力场中逐步淡出或退出舞台，让位于著名的经济学院或商学院出身的经济技术人员。
与现代社会、与政府性质的变化相关的是教育的功能与制度性的变化。与传统社会及政府形式相一致，传统教育的性质主要是人文教育或文科。在中国历史上是经史子集，特别是四书五经，是一个学生的主要功课。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君子乃至圣贤，它既为统治集团提供官吏，也为社会创造一种文化价值、价值等级及其秩序。在欧洲传统的大学主修的是古典学（希腊文与拉丁文）、神学与法学（这也是与宗教有关的学问）。在美国，直到十九世纪中叶，大学还主要被神学家、法学家和古典学者所占据。大学是培养学者和绅士的地方。尽管科学技术已经有了许多发明创造，但大多是个人行为，他们靠自己的遗产和个人才智在简陋的条件下从事各种各样的技术发明。但这些知识、发明和创造还没有被大学所接纳并且使这些知识和知识生产的形式充分制度化。也没有被这些技术发明所带来的巨大物质利益所吸引。大学仍然保持着对超越物质的社会主要文化价值和对真理的诉求。这种情况在进入大规模的工业化社会以来，被迅速地改变着。在今天的世界上，虽然综合性大学还保留着一些传统的学科，比如文史哲这些科目或院系，但无论在社会还是在大学内它们已经是极为边缘化的学科了：无论教育资金的投入，教师的科研经费、奖金还是学生的就业范围都是极为有限的。
大学在当今社会，不再是培养君子、绅士或教士、官吏和人文学者的地方；对社会来说，教育被具体地看作培养有某种技能、受过职业规范训练的人力资源的地方。对接受大学教育的学生来说，受教育也不是为了培养个人的修养而是为了掌握谋生的技能。受教育的根本含义在于就业之前的必要的职业与技能培训。在个人和社会的心目中，某种教育资历与未来的某种职业之间的对应关系成了一种规范。至少，专业资格是具体的职业资格的一个前提条件。
教育体系已设置了某种内部机制，保证把某种专业学习与某个具体的职业目标联系起来，以便学而致用。教育体系致力于经济社会的发展所需要的实用知识分支，就文科而言，市场所需要的经济、法律和管理院系开始取得对传统的文科的绝对优势。1990年代以来，除了更加专业化和职业化的学校及院系设置，从传统的文科或从文史哲学院分化出更加实用的一些院系：传播学院、商学院、旅游学院等，它们已经替代了文史哲院系。在许多综合性大学历史与哲学院系已不存在，而文学院或中文系，在社会与教育之间没有成文的契约中则似乎倾向于成为培养文秘的专业。现代大学教育正在从对知识与真理的非功利性的探索、从纯学术的和非功利性的学科，转向有直接经济效益的、接近于职业培训的学科。教育成为经济社会的一环，或者成为市场的一个环节。在知识经济时代，教育调整自己的模式、设定目标以适应经济社会的需要，通过研究那些可以出售的技术专利，和造就一支能够适应经济技术迅速变化的人力资源或劳动大军，教育对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教育成了资本投入与利润产出的一环。这种教育体系难以顾及到对处于接受教育的一方所产生的人文因素的影响，特别是由于整个社会缺少人文价值关怀、人文思想与历史意识所造成的困境，以及人文思想从国家的权力场以及从那些决定人类事务的决策者视野中的消失所带来的隐患与深远的影响。
大学教育的早期传统是为了培养和提高受教育者的修养与才智，今天对于接受教育的个人而言，受教育再也不是接受什么知识修养和素质培养，而是为了掌握各种各样的谋生技能。受教育是个人和家庭所做的个人投资。教育成本的私有化使他们更加迫切地考虑到未来的获益。如果接受某种专业技能的培训是获得特定职业的资本，花钱受教育就只不过是花钱买到进入人力市场的资历凭证。不仅仅是普通本科教育，即使最高的教育资历或博士学位，也并不意味着一种深厚的文化修养和广泛的知识熏陶，而是拥有某种专门技能的人，是某个专业领域内的专家与技师。就受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群体素质而言，他们适应经济社会并且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大为增强，但在面临社会历史和人类文明的重大问题时，他们中的许多人则显然有些低能。因为，他们“注定成为实用知识的零售商而不是思想观念的生产者”（刘易斯·科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