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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股份制及监管
作者：郎咸平 莱斯理·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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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多年前东亚诸国初窥西方国家的强大，于是对西方的营商模式趋之若鹜，纷纷成立股份有限公司。可惜他们只学了个皮毛，却不知股份制精要所在，终使股份制沦为剥削小股东的工具。无助的小股东从此走上被奴役之路。
为何监管对中国未来那么重要？我不能预知未来，但可以肯定：中国现在可能重蹈欧洲覆辙。简言之，股份制的兴起，是源于历史的无奈而非这个制度好。为维护股份制的运行，千年以前欧洲靠的是对上帝的良心，今天则靠法制化的严厉监管。而在一个既缺乏良心，法制又不健全的地方，历史的巨轮将会不断重复以往的悲剧。
现代股份制企业脱胎于教会
股份制起源于十世纪的天主教会。天主教义认为，人可能得救及得到永生，但同时亦可能下地狱，永不超生。在教会的强调下，下地狱的阻吓作用反比得救更有效，于是忧心忡忡的富人们因担心自己的罪不能赦免，只好把家财捐给教会，求死后能上天堂。这些捐赠并不属于教士个人，而是属于教会，而教士“应该克俭、甘于贫穷”的理念使教会的财产运用受到限制。同时，教士“应该独身”的理念也使没有人能够成为教会财产的血统承继人——这与中国等亚洲国家光宗耀祖及父传子的观念背道而驰。因此，教会企业从财产中所得的利益只会回归给企业即教会本身，而非其经理及家人。这个历史成就了今天股份制中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的主因，而绝非因为所有权与管理权分开有何神奇与必要之处。
这样看来，教会企业正是现代股份制的前身，如伯尔曼（Behrman）所言：“教会的财产时常都是属于教会企业的。教会企业的经理只是在教会条例下为企业本身谋利的代理人，这一条例现在还是英国普通法和美国公司法的基石，同时也是罗马天主教教会的条例之一。公司是人格化的东西，并拥有财物、土地、金钱和社团权利，教会企业是为自己谋求利益的法人，且在法律上被视为一个透过经理、在经济和法律事务上拥有自行处理权的独立个体。”
在十世纪，教会的财务管理是被严正的道德标准所监察的。当时教会的地产业务管理日趋复杂，于是便建立了一套完善的法则和程序，从而衍生成为今天的会计系统。第一个借贷平衡的会计系统是十一世纪一位名叫塞普卡（Luca Paciolo da San Sepolcro）的法国神父发明的。为管理教会企业间的交易和争执，教会又建立了一套教规，从而成为合约和信托法律的前身。伯尔曼指出：“在土地经营纷争中，教会应用了新的法律概念和工具，包括现代的信托概念和工具，后也成为英国法律中的一部分……合约法律条文也是教会在十二世纪前为管理教会企业中极多的经济交易发展而来。”
而“有限责任公司”这一观念又从何而来？合理推断是，它也源自天主教会。有限责任公司即债务不可追索到股东。在当时的宗教环境下，如企业经理无法还款，放款人必定向教会追索。这对上帝的殿堂（教会）是个可怕的污辱。因此企业经理必然会以合同形式要求债务不可追索到股东。这一历史成就了今天股份制中有限公司的观念，而绝非因为有限公司的观念有何神奇与必要之处（债务不可追索的立法完成于十八世纪）。
中古时代的教会为现代股份有限公司打下了根基，而该制度的维系也依重于宗教。在当时，宗教可谓是最早的专业。神职人员独身表示对神圣原则的许诺，再用这些脱俗的原则去引导和忠告他们如何达到应有的“专业操守”。神学中的信心和思想形成一个复杂的系统，该系统控制了个人操守，而如何掌握这些系统就成了神职人员晋升的关键。法律和会计专业也同样有着一个充满原则、规条和程序的复杂系统。能否进入这些专业要视乎能否掌握这些抽象的系统。成员在专业中可获得的社会地位带来在知性和情感上的满足，这种满足感使成员纵然在引诱和压力下，也能保持专业操守。可见神职是一种专业的雏形，教会则是所有专业的摇篮，是孕育其它专业的地方。
教会有着现代股份有限公司的特点：教会本身为一独立法律个体，透过企业经理去管治；教会有着诸如会计和法律般的管理系统，且神职是一种专业的雏形；专业的操守也就是专业的良心，形成了股份有限公司存在的基础。正因为此，教会实在可以被称为第一个现代股份有限公司。而其它地方引进了股份制，但同时引进了专业良心吗？
教会企业的腐败及改革
教会索取及管理财产的系统和程序实在运作得过分良好，管理阶层和教会因而可享受奢华的生活。物质富裕盖过了良心的责备，且令人贪得无厌地再找更多更新的财路。该现象是不是和今天亚洲企业的贪得无厌、尔虞我诈十分类似？不幸的是，亚洲企业从未经历过任何“良心的责备”的心路历程。赎罪券便是“良心的责备”情况下的产物。教会把“救赎”化成赎罪券，这种金融工具对发行人可以说是最有利的，因为永生的承诺在今生是不能被证明的，但这承诺却有极高的现值。为进一步增加教会收入，教庭便出售并售卖赎罪券的特许经营权。
售卖赎罪券及其特许经营的生意蒸蒸日上，直至宗教人士伯吉尔（Alexander Borgia）挥霍无度，更把利润用到一个世界级的乱伦狂欢的派对中，才使教会的“证券”业务快速崩溃（该现象是不是与印尼苏哈托、菲律宾马科斯有得一比？）。腐化必然引起革命，当时腐败的教会增加了社会对教会财产管理改革的诉求。
改革者卡尔文（Calvin）提出“赎救的价格弹性为零”，即救赎的钱上升，但救赎的可能性不变，也就是说救赎的代价并不是金钱可买得到的。该理论改变了救赎市场，使发行赎罪券者再难从中获利。而教会这时也重申自己的理念，进行和新教徒运动一样有力的内部改革。卡尔文的追随者严格奉行教会曾经奉行的禁欲主义的道德操守。虽然当时的人民已对教会失去信心，社会上教会企业的角色也正在渐渐褪色。但此时教会已为资本主义做出了历史性贡献。纵使教会对世俗的影响力已经减弱，但其培养出来的会计和法律已渐变为世俗行业，且能约束世俗商业的运行。同样，其培养出的股份制有限公司模式，也被广泛运用到商业行为之中。
裙带资本主义致使欧洲发生金融危机
自卡尔文的新上帝观将民众对天主教的信心驱走后，民众把感情寄托在了“国家”上。国君想找一种宗教协助其统治国家，而培养爱国主义就是一种极佳的方法。君主的首要任务是保卫国土，抵抗外敌，但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君主依然利用税收把国家的盈余作为“国防用途”。这当中无可避免地出现所谓“代理人”危机，也就是皇室把国家盈余供自己享乐之用的问题。这一问题终于引申成为君主和议会在税务和个人财产权利之事上的长久争斗，也就是为国家建立法治而争斗。这种斗争产生了今日所谓的议会政治。
国际贸易是皇室的主要收入来源，因为皇室能从口岸和关卡中直接收取关税。重商主义结合政府和企业而形成第一个裙带资本主义，他们在贸易和殖民地中谋利以增加国力。政府更把贸易专利授予企业，以求令贸易盈余增至最大，其中的企业有荷兰、英国和法国的东印度洋行（相信中国人不会忘记东印度洋行向中国倾销鸦片一事）。现代资本主义就是在这种政治裙带主义中诞生的。当时的英国人更贪婪地想分享贸易专利中巨额利益的分配和控制权，这其后亦成为皇室和议会相争的一环。尽管最终获得胜利的是议会，但它也需要面对内部不同政党对于授予专利上的利益冲突。不同的利益团体或政党形成了今日议会多党制的前身。也就是说，这些政党所代表的是利益而不是人民，更准确的说法是政党代表了利益相关的“人民”。
那时，多国政府利用发行长期战争债券的方式发动战争掠夺资源，例如鸦片战争。但战后，政府却由于支出太大而无法还债，因此政府把长期战争债券转为公司的股票，这可以解释为何股票叫作“stock”,按字面解释，“stock”就是“卖不出的存货”。而其它一些公司的股票则建立于贸易专营权，例如东印度洋行。根据欧文（Washington Irving）在《1998当代传说：伟大的密西西比泡沫》（载于《美国年鉴》）的描述，在重商时代，由新兴商业机构带头的国际政治和经济角逐促使政府对债券、股票等金融业务作出创新的发展。然而当这些创新意念被更大规模地复制到另一国家，但又缺乏足够的认知和监管时，一个又一个的经济泡沫便会形成。每只股票都在那细小而不成熟的市场上形成泡沫，而那些国际投机者更把泡沫加大及扩散至其他地方，例如扩散到荷兰和西班牙。最后的结果是形成了三次欧洲金融危机（史称法国的密西西比泡沫和英国的南海泡沫）。这一现象与1997年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是否有相似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