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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类”的王菲？
作者：潘 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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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菲的另类从来就是体制内的另类，甚至没有任何试图冲破体制的冲动，王菲的另类风格或许真的只是“伪风格”。她的服装、化妆、发型，的确是反叛既有的时尚，在公众面前乍一出现，确实是够另类，但实际上，这更是引领新的时尚。王菲已经和我们达成默契，每次新专辑她都会带来新酷的前卫打扮，既而引领新的潮流，从来没有令人失望过。“王菲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审时度势的、善于模仿的歌手，她以拒绝的姿态——一种扮酷的手法，求新、求变、求时髦和新潮，没有人比王菲更懂得时尚的真谛。”（李皖《看透王菲》）这个说法或许偏激，却也不无道理。时尚的真谛是什么？未尝不正是所谓的另类。从这个意义上说，王菲的另类，确乎正是当下都市中大大的时代主流——紧跟时尚潮流，并且试图引领时尚潮流。
前面说的文化工业影响和限制消费者审美判断的意识形态方式，其中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为消费者预设一个另类，来规约菲迷们的想象方式，把他们的再生产行为纳入到自己的利润体系当中。这个过程充满冲突、融合，其结果往往是另类摇身一变成为主流。牛仔裤上的破洞原本是青年亚文化对循规蹈矩的中产阶级文化的象征性抵抗，可不到多久，在LEVIS裤腿上打磨做旧，便成了新款517的特色。王菲也是如此。如果我们把王菲和围绕王菲的各种话语也看作意识形态，那么，显然，消费者购买唱片、收看MTV、听演唱会等等消费行为，始终伴随着意识形态实践，对于“另类”的喜好和需求，更是意识形态的虚构。归根结底，意识形态制造了对“与众不同”、“不同凡俗”的欲望，又预设了欲望满足的方式。
无论是王菲的另类姿态，还是喜欢王菲的菲迷，甚至不少关于王菲的论述，都隐含着文化精英主义。文化工业力图使消费者相信，“真正重要的不是以我们在生产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为基础而产生的阶级差别，而是在某些特殊商品的消费方面形成的差别。因而社会身份也就变成了一个我们消费什么，而不是我们生产什么的问题。”（5）更何况阶级身份，在当下中国语境下，本就是一个敏感的被回避的问题。由“消费什么”所产生的社会身份差别，由此也就反而是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所竭力凸现的。大众文化意识形态在这里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商业化的流行音乐没品位，反过来，流行歌曲的消费者就需要通过选择并喜欢某一个与众不同的、反抗纯粹商业性的歌手，来确认自己不同凡俗的欣赏趣味，进而是精英的社会地位。王菲于是被安置在这样一种精英主义的期待视野内。喜欢王菲与否，甚或成为衡量社会身份差异的坐标系。请看下面两则回帖：“我们喜欢王菲的和不喜欢的不在一个档次上，让他们在那些乱七八糟的音乐中陶醉。”“王菲——女人中的女人，真是太女人啦，喜欢她是有品味，不喜欢她是……（自己发挥吧）。”
菲迷从王菲的另类中获得自我身份的认同，进而产生了精英主义的自我意识。上面的两则回帖，正是菲迷精英心态最浅白甚至霸道的表露。消费者在不知不觉中和文化工业一起，相互生产出了王菲炫目的另类光华。王菲成为菲迷们的镜像，他们从王菲身上看到了自己，这个“自己”是何其令人向往：“我不是你们想的如此完美/ 我有时也会辨不清真伪/ 并非我不愿意走出迷堆/ 只是这一次是自己而不是谁/ 要我用谁的心去体会/ 真真切切感受周围/ 就算痛苦/ 就算是泪/ 也是属于我的伤悲/ 我还能用谁的心去体会/ 真真切切感受周围/ 就算疲倦/ 就算是累/ 只能执迷而不悔”（《执迷不悔》）多么独立的姿态，多么颓废的美丽，多么令人心动的刹那间的感觉。王菲的魅力是无法抵挡的，王菲的歌的确是好听得要死掉！作为一个个体，菲迷在王菲的音乐所打开的想象空间里找到了灰姑娘的水晶鞋。现实生活的压抑、疲惫、琐碎，在王菲的询唤下，消失在一个强大的主体性面前，菲迷们获得了主体身份的确认，这便是按照王菲的样子面对自己的生活。从而，菲迷也更加愿意把王菲想象得更美好，同时，自己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假想性关系也更加稳固，王菲给予菲迷以力量，以支柱，在苍茫人世间还有一个这样的声音为了自己在歌唱。同样的想象空间在听其他流行歌手的时候同样为歌迷打开，但是，“唱歌时漫不经心的腔调和一点点落寞的神情，”“一点点落寞，一点点孤单，还有一点点倔意，这就是王菲不张扬的个性！”她时时给我们以惊喜，她的歌声时时撩拨我们的思绪，唱出心底难为人道的情绪，令听者唏嘘不已，这样绝对的吸引，是只有王菲才有。消费者生产出来的王菲的另类——自行其是、反对媚俗、特立独行，确乎在两岸三地的流行乐坛，再难找出第二人。
另类与主流意识形态
以上的分析将王菲的另类置于一个非常可疑的境地：王菲的另类和当下中国都市生活的主流意识形态（复杂之处还在于，当下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和官方意识形态并不是一回事情。两者之间即彼此借重又存在冲突。厘清两者间的关系，当是另一篇论文的任务，此处不作展开），实则是一种合谋的关系。另类以一种看似拒绝的姿态，将菲迷们询唤至旗下，实际上却并没有偏离主流意识形态的航道。如果说王菲和刘德华有区别，前者代表“离文化近的”严肃的流行音乐，而后者不过是纯粹商业性的流行音乐，那这也是华亭伊势丹里LEVIS专卖店和满大街上BALENO专卖店的区别。而且这样区别，显而易见是意识形态的和虚构的。王菲的另类，因此获得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庇护，喜欢王菲，因此成为了有品位的象征，进而形成一种社会身份、一个社会群体。“发烧族（fans）群体奋力反抗凡夫俗子的日常要求……反对‘芸芸众生’的文化被动性……发烧族构成了广大被动消费观众中的精英部分。”这种文化精英主义不单无助于揭开意识形态对于个体与现实世界假想性虚构性的主体建构过程，反而继续深化这一遮蔽的过程，使得诸如“品位”、“身份”这样的意识形态话语看上去更加自然化，把这些观念更加内化在社会成员意识当中。王菲的另类对产生社会差异、加大社会鸿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按照新葛兰西派文化研究的霸权概念，另类的亚文化在消费主义时代的文化工业笼罩下，不外乎三种可能的未来：边缘化，消失，或融入资本主义制度的盈利关怀之中。这是约翰·斯道雷在《摇滚霸权：西海岸摇滚乐与美国的越战》一文中，通过描述西海岸反文化运动从抵抗到合营的过程，所得出的结论。他的分析“切中位于反文化音乐核心的一个基本矛盾。一方面，这种音乐能够激发人们抵制征兵，组织反战，而另一方面，它赚取的利润又可能用来支持战争。”（6）西海岸反文化运动是霸权过程——社会的主导集团允许对立的声音在一个领域内说话，这个领域巩固了主导集团继续占有主导的位置的一个发人深省的例子。正如前面分析过的那样，消费者在接受王菲的过程中，创造了王菲反商业的另类形象，而这一点又被唱片公司利用，继续生产出源源不断的另类的王菲，并以此获取高额利润。这同样是一个霸权过程。但是，和西海岸反文化运动所不同的是，王菲的另类并没有像西海岸摇滚那样因为向商业化的敞开而逐渐告终，反而是继续一直另类下去。王菲既没有边缘化，也没有消失，而且也没有在成为文化工业的利润来源之后被同化。这儿就是我们要得出结论的地方：王菲的另类本来就是文化工业利润链上的重要一环，只是因为文化工业故意地消除痕迹，以及菲迷们不由自主添枝加叶，从而被涂抹得看来确有其事一般。
我们为什么喜欢王菲？“因为王菲另类”这一答案仍然成立，但是经过以上的分析，“另类”的内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我们恰恰是在主流意识形态的笼罩底下，消费着王菲的另类，同时，积极建构着自己的主体性地位，完成自我身份的认同。或许我们不应该对王菲有太多的期待，的确有回帖质问我：“王菲经得起这样的分析吗？为什么要把单纯的快乐复杂了呢？”或许问题的答案是更加简单——“好听”二字，如此而已。用林夕的一句歌词作结：“就算蝴蝶飞不过沧海/ 没有谁忍心责怪”。
注释：
（1）约翰·斯道雷著《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第二版）》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1年1月 p300。
（2）莱恩·昂《达拉斯与大众文化意识形态》，见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 中国社会科学出社2000年9月 p394。
（3）同（1） p300。
（4）同（1）p173。
（5）同（1）p167。
（6）见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9月 P441。
潘玮，大学生，现居上海，本文为其首次发表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