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2年第3期
众意还是公意？
作者：许纪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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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关于新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的论战，在当代中国基本上是一个专业领域的学科性话题，而非思想界的公共话题。虽然出版了一些介绍性的著作和文章，如俞可平的《社群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但是，社群主义在公共认同问题上对自由主义提出的挑战，即使在“新左派”那里，也反应平平。唯一例外的汪晖，他对查尔斯·泰勒的“差异政治”多有重视，并以此批评自由主义形式平等、实质不平等的权利观（参见《承认的政治、万民法与自由主义的困境》，载汪晖：《死火重温》，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但汪晖的这一看法同样没有得到什么反应。
（6） 最早反思卢梭的，是陈维纲，他的《评卢梭人民主权论的专制主义倾向》（《读书》1996年12期），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朱学勤的著作《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联系法国大革命，对卢梭作了全面的清算。
（7）general will在台湾翻译为“普遍意志”，在大陆一般翻译为“公意”，但也有翻译为“公共意志”。我个人认为，翻译为“公共意志”更为确切一些。
（8）中国老一辈政治哲学家、清华大学政治系教授张奚若，形象地用算式解释卢梭的公意、私意和众意：“公意是以公利公益为怀，乃人人同共之意。如甲之意=a+b+c，乙之意=a+d+e，丙之意=a+x+y。所以公意=a。而众意则是一私利私意为怀，为彼此不同之意。因此众意=a+b+c+d+e+x+y。所以公意是私意之差，而众意是私意之合。”参见张奚若：《社约论考》，商务印书馆（上海）1926年版。
（9）哈贝马斯与罗尔斯对公共意志的理解和解释上，是有很大区别的，哈贝马斯是在交往行为理论这样一个整全性理论的框架中，将公共意志视作社会公众按照合理的程序，经过公共的辩论和理性的讨论，就社会各个方面的问题所可能达成的共识（参见Jurgen Habermas，Between Facts and Norms:Contributions to a Discouse Thecry of Law and Demorcracy）。而罗尔斯则严格限定在政治哲学的层面讨论公共意志，将之视作是在正义问题上社会成员所形成的公共观念和公共理性（参见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中译本，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基于本文的论旨，下面的论述对他们二人的理论不作区分，只作一般的概括性论述。
（10）崔之元将公共意志形成的过程，理解为公众们是以一种“陪审团原理”的方式进行的，也就是说，大家以各自所理解的公共意志进行争辩和表决。这一理解很有启发性。崔之元接下来根据卢梭的说法，认为当表决结果出来以后，少数人发现自己所理解的公共意志与多数人不一致，必须承认自己的理解是错的，必须服从多数人的意见即所谓的“公共意志”。（参见崔之元：《卢梭新论》，载崔之元《第二次思想解放与制度创新》，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1997年版，第228-229页）。这一思路依然没有跳出卢梭的局限，依然将一次性产生的多数人意见视作是理所当然的“公共意志”，要求少数人服从，从而放弃了持续争辩的可能性空间，为多数人的暴政提供了理论上的合法性。
（11）、（12）、（13）、（14）参见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万俊人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237页、第240、第408页、第227页、第228页、第233页。
许纪霖，学者，现居上海。主要著作有《另一种启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