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2年第4期
阿富汗日记（２００１）
作者：刘 洪
字体： 【大 中 小】
跑道上，时而可见巨大的弹坑，大的直径达三四十米，横亘在跑道中央。这是美国轰炸后留下的痕迹。我问机场的工作人员，哪一个坑，是美国人第一颗炸弹留下的。他们摇头，当时的恐怖，不容许他们去记什么是第一，什么是最后。
但也许，就是这个大坑，是美国人投下的第一颗炸弹所致。这是我的猜测了。
12月26日 星期三 晴
总是犯同样的错误：每当出彩的地方，相机总是没有了电池。当然，以自己三脚猫的水平，即使相机照常使用，也未必能拍出什么好东西。
在阿富汗电影厂，震撼是强烈的。尤其是当仓库铁门“哐啷”一声打开，映入眼帘的是一种让人难以言述的震颤：到处是电影胶片的碎片，到处是被砸碎的机器的残骸，累累摞摞层层叠叠，在天棚顶上漏下的余光的映照下，显得格外的凄惨。
当然这还是很小的一部分，电影厂厂长阿迈德·萨瓦尔介绍，就在塔利班从喀布尔撤退前夕，从电影厂运了整整五十五车的胶卷，到郊外付之一炬。说这话时，搞了大半辈子电影的老人无限感慨。
这些残破的胶片承载的是文化的结晶，是阿富汗电影厂数代员工的心血。但在奉行极端主义的塔利班政权眼里，艺术成了罪恶，影视成了禁忌，电影厂也就成了它必欲除去而后快的目标。据萨瓦尔介绍，这次大规模的洗劫就发生在塔利班从喀布尔撤退的前夕。除了仓库里的惨相外，电影厂历经战乱保存下来的众多资料片也被强行运走，装了整整五十五车，最后被卸在郊区，被塔利班士兵付之一炬。
在仓库后面，是数间刚打了地基的房子。萨瓦尔介绍，当初建这些房子，是准备用来保存胶带的；后来，内战连绵，房屋建设也就被迫终止了。地基上还可见一些烧焦的痕迹，问萨瓦尔是怎么回事。老人长叹一声说，当初塔利班士兵将这儿也当作了一个焚毁点，许多珍贵的影片就在这里被化为灰烬。原来用来保存文化的地方，后来却成了摧残文化的场所。这似乎是一种让人心痛的讽刺。
极端主义造就的遗憾已无可弥补。在我购买的一本有关喀布尔的书籍中，其中很多插图就是电影厂拍摄的，它精美异常，但现在，一切都只能从记忆中搜索。
在洗印车间，有一个刚用水泥涂抹上的巨大窟窿。老职工沙阿·辛迪奇拿着一块废铁比划着说，这个窟窿是1992年内战时炮弹穿过的痕迹，他手里的废铁则是炮弹留下的残片。
应该没有人比这里的职工更知道艺术的珍贵。面对塔利班的洗劫，职工们也积极开展了护厂活动。正是在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的保护下，一些机器才得以保存。摄影师梅杰德·阿西安斯小心翼翼地拿出擦得锃亮的镜头，向我演示着，伤感中不无得意。
请原谅我写得非常情绪化，面临这样的镜头，你很难不激动。尽管从事新闻工作多年，已似乎对很多事情都看得很淡了。
凤凰台的郑浩和魏永林都曾和电影有不解之缘。郑浩的父亲是北京电影学院的教授，魏永林则在部队时当过放映员，看到这种破坏，受到的冲击比我还大。直到回到住宿地时，两人还是一脸的感叹和愤然，斥责塔利班太不象话了。用小魏的话说，“你把国家人民的生活搞好了就算了，为什么要这样破坏文化呢？”郑浩更是当场掏出三百美元给电影厂厂长，说是为恢复阿富汗电影事业的一点贡献。
在仓库里，找到几张还没被砸成碎片的光盘，承电影厂员工的允许，取了三张作为记忆。这是劫后余生的艺术品，当值得永久保存。郑浩拿的一张在回来时不小心被摔破了，让他很是心疼了半天。也是，没在塔利班手里破坏，却坏在了后来的不小心，真是一件遗憾事。
在小放映厅里，电影厂还专门为我们放了一段内战的场面：子弹在狂飞、民众在哭泣、被烧焦的死尸触目皆是，原来鳞次栉比的街道沦为一片废墟。战争的破坏性和残酷性一览无余。
非常感慨，非常的疲累，身体有点发烧，头重脚轻，还是强撑着将一篇通讯写完。现在觉得非常恶心，直想吐。这也许是身体的不适，毕竟这是高原地区，而且吃饭、睡觉太过艰苦；但也许，这是受冲击太过。
12月27日 星期四 晴
本打算去医院的，采访一下女医生或女护士。但计划赶不上变化，车开到amani oberral 学校时，突然看到密密麻麻排队的人，在等着发放粮食。于是决定下车进行采访。
也许这正符合伊斯兰国家的特色，男女分开排队，一边是穿着乱七八糟各种衣服的男子，一边是几乎一色罩袍的女人。Fawzia aziz niazi是一个37岁的女性，负责给妇女发放。她介绍说，这是喀布尔最后一次粮食“自由发放”。此前，世界粮食计划署根据编号，已在喀布尔各区进行了粮食发放，这次是那些还没有领粮食的人最后一次的机会。
Niazi 颇健谈，也没有戴罩袍。这算是喀布尔街头的一道“靓丽风景”了。
在进入喀布尔前，一些西方媒体曾报道说，随着塔利班的退却，笼罩在妇女头上的种种禁令消失了，许多人因此纷纷取下罩袍，“表达对新生活的渴望”。
但这种大胆女性，实在是少之又少。站在喀布尔大街上，可能一天也看不到一两个，即使有，很多也是年迈的老太太。一些媒体文辞的夸张，由此可见一斑。
这种情况，如果比之我曾采访过的巴基斯坦边境城市白沙瓦，似乎还略有不如。白沙瓦街头，除了着罩袍的女子外，还有不少只着面纱、甚至素面朝天的姑娘，时常让你采访之余感受到惊鸿一瞥的雅致。
但这在喀布尔似乎是一种奢望了。即使偶然发现一个着面纱的女子，对她举起相机时，她也象受惊的小鹿一样，匆忙跑开了。
在喀布尔妇女医院采访时，突然见到许多未着面罩的女子，一时间竟然有不适应之感。一个女子更是着西方式的牛仔服，很洋气很洒脱，但当我对她拍照时，她却一再将头扭过去，用手紧紧护住脸部。直到我最终无奈地将相机放下，她才又转过头偷偷窥望。
一般女性尚且如此，如一些在联合国机构工作的女工作人员也告诉我，在屋里她们自然不用戴着面罩，可以自由和男性同事交谈共事；但一旦走出大院，她们还是要戴上面罩。
“这是为什么？”我问道，“要知道，你们是阿富汗受教育最高的女性，而且是和联合国工作人员在一起，罩袍这个东西，以前就不属于喀布尔女性。”
她们的回答各不相同。有的说是一种习惯。确实，在阿富汗农村，绝大多数女性都着罩袍；但她们的习惯却是塔利班统治五年，禁令使她们养成了习惯，这就是习惯的力量。还有的则说，她们也确实希望能摆脱罩袍，“但你看到，现在情况很乱，戴着罩袍，别人看不清楚你是谁，是否年轻漂亮，它能给你带来安全感。”当然还有最悲观的，因为她们担心，塔利班似乎还有卷土重来的可能。
但一切确实在进步。比如上面提到的我对女性拍照，如果是在塔利班统治期间，这是犯了重大禁忌的，轻则没收你的胶卷和相机；重则你将遭到殴打，甚至被“没收”，你就在喀布尔破旧的监狱中苦度日子吧。
一些女性表示，在塔利班统治时期，她们就因为有时衣服穿得太好了一点，或者罩袍没有完全遮住下面的裤子，遭到警察的殴打。当然，在这个方面犯忌的也不仅仅是女性，我的翻译努尔就告诉我，他讨厌蓄胡须，但就因为这一点，他就尝过警察皮鞭的厉害，甚至几度被投进监狱。
说这话时，翻译脸上开始是一种难以名状的恐惧，然后是开心的笑，很灿烂，因为在他看来，往昔的日子已是不可能再生了。相比于女子脱下罩袍的缓慢，男人们剃须的速度要快了许多，尤其是年轻人。“即使塔利班重来，这么多人都剃了胡子，他也不可能把所有人都杀了吧！”翻译很多时候都努力表现得很成熟，但有时话语中也不免有孩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