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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日记（２００１）
作者：刘 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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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利班对于女性的桎梏是空前的。我在采访喀布尔国际机场时，恰逢一个妇女前来求职。机场负责人铁木尔见此，话锋一转笑着对我说：“在以前，阿富汗妇女生活在地狱中。”
我一时不明所以，连忙说愿闻其详。
“因为妇女只能呆在家里，哪儿都不让去，什么事都不让说，这不是地狱是什么？”老人的解释颇为幽默，他说，这个前来求职的妇女以前就是机场的员工，塔利班上台后，她因为性别被赶回了家。现在，像她一样，许多妇女又都可以回来寻找工作了，就在前一天，就有五六个妇女问询工作安排。
有类似看法的不仅仅是一些接受过教育的男子，曾担任过秘书的玛苏达就说：“在将近五六年的时间里，我们的国家像个监狱。”
可能在外人看来，罩袍轻柔，只具有遮盖作用。其实不然。我曾特地到巴扎采访过，以手触摸的感觉，罩袍可能是类似化纤一样的东西。小贩说，这些材料都是从韩国进口的，然后在巴基斯坦或阿富汗境内制作的。一个罩袍需要几十美元，这对许多贫困家庭来说，本身就是一种沉重的负担。
在阿富汗采访时，时常碰到一些穿破旧罩袍的人，走到你身边，伸出手，喃喃低语，刚开始不明所以。旁边的翻译一点拨，方知道，她们是乞丐，但又不如小孩子们大胆和张扬，总是默默地蹲在一个角落，看到乞讨目标后再走上前去。她们的罩袍，颜色自然已褪得厉害，许多地方，更是破成丝缕状。对她们来说，要想换件新的罩袍，现在还是不敢想象的一件奢侈事。
除了价格昂贵，一件罩袍其重量也足有六七斤，全靠头顶的坚硬圆形帽子承托，套在身上，其感觉也可想而知。一位西方记者曾试戴过这种罩袍，她当即的感觉是：“这种罩袍不单是伤害女权的工具，更由于它的实际重量，使我的身躯摇摇欲坠。”
罩袍的眼部位置，都勾勒成鱼网状，外人自然看不见里面的“庐山真面目”，里面的人也很难看清外部的世界，走路时也需小心谨慎、步步为营。我的一位同事就戏称，这种网状，实际上是“铁丝网”，阿富汗妇女就被阻隔在“铁丝网”里面。
罩袍的副作用是多方面的。据医生介绍，阿富汗女性由于长时间穿戴这种罩袍，时常出现头发脱落现象，视力衰退，甚至患上眼疾，呼吸出现困难，导致哮喘病……
最令人忧虑的是阿富汗流行的一种热带病毒：Leishmania，由一种名为沙蝇的苍蝇传染，病毒可大规模侵蚀人体的皮肤，直至皮炎、腐烂。女性比男性来得痛苦，原因在于罩袍长期遮盖皮肤，令病毒蔓延更快，同时又不易为人所察觉。
如果未婚女性染上这病毒，就更会令她丧失结婚机会。
玛苏达就说：“我们的罩袍掩盖了我们的眼泪。”
罩袍只是一种表象。在塔利班统治下，由于女性被禁止工作，社会生产力骤减，经济更加萧条。以喀布尔为例，原来70%中学教师为女性，大学则占60%，公务员有50%，女医生则占40%，即使大学生中，也有一半为女性。这支庞大生力军最终因为极端的政策，只能呆在家中蹉跎岁月。
更为严重的是，对众多因战乱而失去丈夫的寡妇而言，这种政策无疑使她们失去生活来源。未懂事的孩子就被派出家门乞讨、干杂活。即使在塔利班垮台后的喀布尔，这种情况仍非常普遍，大街上的乞讨小孩几乎触目皆是。有些妇女沦为暗娼，靠偷偷摸摸地卖身苟活。
许多女性赋闲在家，一日比一日郁郁寡欢，自杀率抬升。可是，塔利班规定男医生不可以治疗女病人，但又不让女医生工作，所以在塔利班统治的头两年，女性的死亡率大幅上升。有见及此，塔利班于1998年底才开始让女医生恢复工作，医科女学生可继续学业。但这毕竟只限于极少数女性。
这是塔利班无奈的妥协，面对人们不断孕集的怒火，塔利班也逐渐放弃了一些荒唐的禁令。据当地人说，其实就在塔利班垮台前，大街上许多妇女都穿着高跟鞋，并有意无意地让鲜艳服装的一角从改制的罩袍变短的前襟处露出……这些原先可判死刑的“罪恶”也得到了默许。很多事，如同重物覆盖下的草苗一样，是阻挡不了的。
2002年1月12日星期六阴雨
劫后余生的喀布尔博物馆的门口，高挂着一条布幅：
“只有文化得以存续，民族才能存续。”
也许只有参观了这个博物馆，才会对塔利班最后的垮台有另外一种解释：这是一种报应。这也印证了中国人的那句老话：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多行不义必自毙。
在访问这个博物馆前，就听说它的大名。曾长期在中国驻阿富汗大使馆工作的羌品兴先生就曾告诉我，喀布尔博物馆里的佛教文物，“比亚洲所有佛教国家的馆藏品的总和还要多”；而且佛教雕塑的精妙，举世无双。
“你应该到博物馆去看看，你会有很多感触的。”他曾多次极力向我推荐，称到喀布尔不去喀布尔博物馆，就好比去西安不访西安博物馆，将是一件极大的憾事。
但当我今天走进这个位于喀布尔城西的博物馆时，却看到的是一派荒凉。此时，天正下着小雨，更增添心头的难过。
博物馆早已千疮百孔，大楼残破成一个勉强还能站立的骸架。里面馆藏丰富、价值连城——甚至无法以金钱来衡量价值的文物，早已毁灭殆尽。
被毁的文物中，包含了众多史前、希腊、印度等各个时期各个方面的艺术珍品。只留下几个伊斯兰教文物，孤零零地陈列在这个四处漏风的博物馆角落里。
干出这种与人类文明为敌的事，是最终遭到举世唾骂的塔利班，它堂而皇之行事的理由，是这些艺术品中的非伊斯兰偶像侵蚀了穆斯林的信仰。
这是苍白无力的托词。因为塔利班的这种举动，也遭到了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反对，称其玷污了伊斯兰教的“宽容”。
塔利班仍一意孤行。这正可套用歌德的一句话：最可怕的莫过于无知而行动。这种无知的可怕性，在于我们失去了众多永远无法再生也无法弥补的文物，其中受破坏最烈的是曾在阿富汗文化史上写下绚丽一页的佛教文物。
引人深思的是，破坏者很多竟然是受过良好教育的高官。博物馆人员告诉我，当时，这些“破坏者”由塔利班的新闻文化部长及财政部长带队，大摇大摆地进来。当博物馆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恳请他们放过这些承载着历史的文物时，他们却报之以讥笑，讥笑地看着这些学者因为文物被毁而流露出的惊恐神情。
在场的历史学家对于塔利班的毁灭文物的行为据理力争。但部长以不容商量的口吻告诉历史学家叶海亚·穆希卜扎德：“不要自不量力，如果你们想制止这一切，我们就用斧子敲碎你们的脑袋。”
第一天，这几个官员用石头砸碎文物；第二天，他们用斧子取代了石头；后来，挥舞着大锤的塔利班士兵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数千件他们认为有冒犯性质的文物被摧毁了。
在经历了内战浩劫之后，博物馆遭到了塔利班最具摧毁性的洗掠。穆希卜扎德悲伤地说：“我只能在书上看到精美的文物了。”他指的书，是一本博物馆的介绍手册，出版于1974年。
我搜遍喀布尔的旧书摊，终于买到了一本。轻轻翻阅书中发黄的图片，当真是万千感慨在心头。历史给予阿富汗的精彩丰富文物，已只能永远停留在这本卷边的书里了。
1月19日 星期六 阴
在阿富汗这种地区采访，有时对自己也是一种折磨。就比如今天，采访一个叫阿马克的十二岁小孩。他告诉我，他爸爸一年前得病死了，当时他都吓傻了，不知道生活该怎么办。他叔叔说将照顾他家的生活，但叔叔把爸爸安葬后，就再也没来过。他和哥哥整天浪荡在街头，找各种工作，受人们白眼……说这话时，孩子声音很低沉，想哭。而为了得到细节，我还需要不停地问，问他父亲死时的状况，问孩子当时的感受。很多次，我不得不停下来，稳定自己的情绪，面对孩子的痛苦，我有时几乎再也问不下去了。这对他，也对我是怎样的一种折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