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2年第6期
为卡斯特罗画像
作者：加西亚·马尔克斯 著 蔡天新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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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公共事件在他来到以后才开始，那像下雨一样不可预料。最近几年他不仅能准时抵达，也能根据公众的情绪来调整时间。他早年无边无际的演说已经成为传奇，因为过去需要解释的事情现在变得明白了，在经历了那么多说教的集会以后，他的风格转向简洁。他从来都不盲目照搬共产主义的标语口号，也不会拘泥于那个体系的思维方式，那是一种化石的语言，很久以前就与现实失去了联系，戴着面具的宣传是用来赞美和歌颂的，看起来像是隐瞒而不是揭示。他不是独裁主义者，他的创造性的想象力翱翔在异端邪说的深渊之上。无论是交谈还是演说，他从不引用别人的语录，除了何塞·马蒂，他最喜欢的作家。他通晓马蒂的二十八卷著作，有着把他的思想纳入马克思主义革命的血脉的才能。但是，他自己的哲学修养让他确信，群众工作归根结底是一桩关系民生的大事。
这能解释在与民众接触中他所表现出来的绝对自信，哪怕最困难的演说看起来也像是随意的交谈，如同革命初期在大学校园里与学生们一起那样。事实上，尤其是在哈瓦那以外，公众集会上经常有人向他挑战，于是便有了一场高分贝的对话。在不同的场合他选择不同的语言和说服的方式，这取决于对话者的身份，无论工人、农民、学生、科学家、政治家、作家抑或外国访问者，他都可以进入和他们讨论的角色，众多的信息允许他在任何媒介中出入自由。但他的个性是如此复杂和不可预见，每个在场的人都可能得到不同的印象。
有一件事可以肯定，无论他到哪里，无论与谁在一起，菲德尔·卡斯特罗都是赢家。我不认为在这个世上会有一个糟糕的输家。他面对失败的态度，甚至生活中的一件事，也是服从私人的逻辑——他从不服输，他没有片刻的宁静，直到他设法扭转乾坤，取得又一次胜利。无论什么事情，无论发生在何处，都包容在无穷无尽的谈话之中。
任何事情都可以成为主题，依赖于听众的兴趣所在，反过来的事也经常发生，即由他为听众选择主题。后一种情况通常是在他苦苦思索时才会发生，当他试图刨根问底时没有人比他更固执己见了。每一项议题，无论重要与否，他都十分投入。有一位比较了解他的人曾经评论说：“他的面部从容，看来事情一定糟糕透了。”
可是，几年前有位初次见到他的外国访问者说，“菲德尔老了，昨天晚上他居然七次和我谈起同一个问题。”我告诉他，这类带有狂热的重复是他的工作方式之一。例如，大约两年前他就谈到拉丁美洲的外债问题，之后，又不断加以发展，变得更加严重，甚至成为循环往复的噩梦。起初，他谈起来像是一道算术题，渐渐地，在我那年的三次哈瓦那之行中，我琢磨出他的本意：债务对这些国家的经济的反弹，政治和经济的碰撞，对国际关系的决定性影响，对统一的拉丁美洲政策的重要性。最后，他召集哈瓦那的专家开了一次大会，把他此前谈话中的主要问题全提了出来。这样一来，他就有了全面的理解，只有逝去的时光才能提供佐证。
对我来说，他作为政治家最难得的优点是，具有透彻地展开某个特定问题的才能，一直到得出最不着边际的结论，仿佛他不仅能看见冰山本身，也能看见它水下的八分之七。不过，这个才能并不是直觉赋予的，而是艰难的严密分析的结果。一个坚持不懈的对话者能够发现观点的雏形，在持续好几个月的交谈中加以观察，直到有一天以成熟的面孔呈现给公众，外债的事情便是一个例子。然而，一旦主题被吃透，他又会把它彻底遗忘，就像一段非常时期的结束。
当然，这座词语的磨粉机需要不断流动的信息的帮助，还有咀嚼和消化，他的超级助手是他的记忆力，他靠它来进行演说和私下的会谈。每天醒过来，这种信息的积累便开始了。早餐时他要浏览不下两百页世界各地的新闻，尽管行踪无定，在任何地方他都能获得重要的情报。他自己估算了一下，每天必须要阅读五十个文件。此外，还有官员和访问者提供的报告，以及其它他感兴趣的材料。有关这方面的任何夸大都只能是猜测，即便是在非常特殊的情形下，例如他正在飞行途中。
他不喜欢坐飞机，除非迫不得已。当他坐飞机时，他是一个糟糕的乘客，因为他总是焦虑地问这问那：既不睡觉也不阅读，几乎不吃东西。他有了疑虑便向机组人员要飞行图，让他们解释为何不选择那条路线而走这条路线，为何发动机的噪音起了变化，为何这么好的天气飞机也会颠簸。回答必须要准确无误，因为他会在不经意的地方发现矛盾之处。
另一种主要的信息来源是书籍。或许菲德尔·卡斯特罗个性中与他的对手塑造的形象唯一的共同之处在于，他还是个贪婪的读者。没有人能够解释他如何找时间或方式去阅读，又多又快，尽管他坚持认为那算不了什么。他的座车，无论早先的奥兹莫比尔，后来的苏制席尔斯，还是现在的奔驰，里面都有一盏阅读灯。许多次他在黎明前夕捧起一本书，第二天上午就评论开了。他能看英语，却不会说。无论何时他都喜欢阅读西班牙语，他可以抓起手边任何有文字的纸片。当他需要某一部出版不久还没有翻译成西语的书时，他就派人去翻译。出于礼貌，一位医生朋友送给他一部刚出版的整形术的论文集，当然不指望他会阅读，可是一星期以后，这位医生收到他的一封信，里面列举了不少他的观察。有一回他读了李·亚科克(美国企业家，曾任克莱斯勒汽车公司总裁)的回忆录，发现了几处难以置信的错误，遂写信到纽约要来一本英文原著，以便与西文进行比较。事实是，译者的确混淆了Billion(在西班牙语和英国英语里的意思是万亿，在美国英语和法语里的意思是十亿)一词在两种语言里的含义。他还是文学的一个非常虔诚的读者，我曾经介绍他如何快速地阅读畅销书，至今仍只被他用来做对付官方文件的抗毒药。
可是，他最直接和最丰富的信息来源依然是交谈。他有连续快速提问的习惯，那有点像俄国娃娃马丘斯卡，从它的内部一个接一个翻出缩小了的娃娃，直到最后不可能更小为止。他的问题会一个接着一个，直到把所有的疑虑消除掉。让他的对话者没有感觉到这是一场审问并不容易。当一个拉丁美洲的来访者轻率地向他提供关于他的同胞的粮食消费的统计数据时，他在头脑里也进行了一番计算，回答说，“多么不可思议，一个人每天要吃四磅大米。”相处久了你就知道，他的高明之处在于，总是问一些自己熟悉的问题，以便证实自己的判断。有时候，为了考察对话者的才能，他也会如法炮制。他不失时机地感受一切。他与哥伦比亚总统贝里萨里奥·贝塔库尔有着频繁的电话联系，尽管俩人没有见过面，两国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有一次，他们因为一件小事通了电话。事后菲德尔·卡斯特罗告诉我说，“我利用了这样一个事实，我有机会分头向你们了解哥伦比亚咖啡的一些情况，海底电缆并没有把它们传送过来。”
革命以前他去过的国家不多，而他正式访问过的那些国家，也因为在签定协议书方面缺乏经验使他受到责备。然而，他依然喜欢高谈阔论，包括那些没有到过的国家，仿佛他去过一样。在安哥拉战争期间，他在一次正式的招待会上谈起一次战役的细节，使欧洲的外交官很难相信他没有亲自参加。在有关切·格瓦拉的被捕和杀害，莫那达宫的暴风雨，萨尔瓦多·阿连德(智利第一位马克思主义总统，就职后实行社会主义改革，后因遭遇军事政变自杀身亡)之死，甚至弗罗拉龙卷风的袭击的公开演说时也是如此。
西班牙，他的祖先的国度，萦绕在他的心中。他为拉丁美洲的未来所绘制的蓝图与玻利瓦尔和马蒂的一样：一个整体的自治的共同体。但是，除了古巴以外他最了解的国家却是美国。他完全熟悉那个民族，它的权力结构，政府的不可告人的目的，这帮助他在长期的严密封锁中分辨方向。尽管美国政府的种种限制，在哈瓦那和迈阿密之间差不多每天有一个航班，每天都有各式各样的美国游客来到古巴，他们乘坐特殊的航班或私人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