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2年第6期
为卡斯特罗画像
作者：加西亚·马尔克斯 著 蔡天新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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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菲德尔·卡斯特罗陪伴一个外国访问者在古巴游览了一个星期以后说，“简直不可思议，那家伙居然比我还会说!”可是，任何对菲德尔·卡斯特罗稍微了解的人都明白，这种说法夸大其词了，绝对地夸大其词了，因为这个世界上还没有人比他更热衷于演说。
他对词语的迷恋几乎入了魔。在革命初期，凯旋进入哈瓦那没有几天，他曾在电视上连续演说了七个小时。那一定是个世界纪录。开始几个钟头，哈瓦那的听众还不熟悉他那有着催眠力的嗓音，坐下来认真听着。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恢复了正常的生活，只用一只耳朵听他的演说，另一只耳朵用来做别的事。
我刚好在此前一天随加拉加斯的一个新闻记者代表团抵达，我们是在下榻的旅店开始听他的演说的。没有任何停歇，我们走进电梯，坐出租车去商业区，在盛开鲜花的咖啡馆里，或在有空调的酒吧里，直到在大街上漫步，收音机里的高音仍然从敞开的门窗里传出。夜晚来临，我们完成了计划中的行程，没有漏过一个词语。
有两件事引起了初次聆听菲德尔·卡斯特罗的人的注意。一是他对听众有着巨大的诱惑力，二是他嗓音中的脆弱成分。那是一种嘶哑的嗓音，时常蜕变成喘息的耳语。有一位医生听过以后得出结论，即便不进行这种马拉松式的演说(他把它比作亚马逊河的流水)，菲德尔·卡斯特罗也会在五年内失声。不久以后，在1962年8月，这一诊断似乎得到了可怕的证实，在宣布美国公司国有化的一次演说中，他的嗓音哑了。但那只是一次暂时的挫折，后来再也没有发生过。二十六年过去了，菲德尔·卡斯特罗已经年满六十一岁，他的嗓音依然像从前一样不可捉摸，依然是口语的精细工艺中最有价值和最不可抵御的仪器。
对菲德尔来说，一次演说平均需要三个小时。换句话说，他一下子能把时间推进三个小时。由于他不是那种坐在办公室里指挥的领袖，宁愿在现场解决一些问题，人们可以看见他不事张扬地坐在小汽车里，没有吼叫的摩托车队的陪伴，悄悄地出没在哈瓦那僻静的街道上，甚至在黎明时分来到荒郊野外。这些故事都添加到他的传奇中去：一个孤独的漫游者，出没无常的失眠症患者，会在任何时刻拜访他的朋友，让主人彻夜无眠。
在这层外表下面有他早期革命的经历，那些从马埃斯特腊山（古巴最大的山脉，在东南部，1950年代后期，卡斯特罗在那里领导了游击战争。译注，下同)保留下来的习惯。他在长达十五年的时间里既没有固定的家和办公室，也没有固定的工作日程。过去，政府的所在地随他而迁移，权力本身也依赖于他的漫游带来的契机。如今，情况可不一样了。他仍然保持极端鲜明的个性，同时，也使生活多了一份秩序。从前，任凭白昼和黑夜流逝，只有当疲倦之意袭来时才会获得片刻的休息。现在，他努力让自己有六个小时不受打扰的睡眠，尽管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就寝。这一点每天都难以预料，可能是晚上十点，也可能是早晨七点。
每天他要花上几个小时在国务委员会主席的办公室里，那儿有一张井然有序的写字台，舒适的沙发，还有一个藏书架，反映出主人广泛的兴趣：从水栽法的论文集到传奇故事。他从每天抽半盒雪茄到彻底的禁烟者，只是为了树立道德的权威，在这个克里斯朵夫·哥伦布发现烟草的国度，至今它仍是主要的收入来源。
过分的放松促使他的体重增长，从而开始永远的节食。这是一种痛苦的牺牲，因为他有一个庞大的胃，对搜集菜谱有着永不满足的贪婪之心，甚至抱着某种科学的热情。有一个星期天，他放纵自己，一顿午餐就吃下十八筒冰激淋。不过，通常他只需一块鱼片和煮过的蔬菜，没有固定的进餐时间，什么时候饿了才吃。他的体格一直非常棒，每天花好几个小时做体操或游泳。限制自己只喝一杯威士忌，并且是小口地品尝。他还放弃了对意大利空心面的钟爱，那还是教皇的第一个使节教他做的。他的荷马式的暴怒已成为过去，如今学会了用坚毅的耐心驱散灰暗的情绪。
简而言之，这是一条铁的纪律。可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够坚定，考虑到不可避免的时间上的冲突，无法把一张设定的日程表强加给他，他的想象力使其在任何时刻都可以不受约束。和他在一起，你知道从何时开始，却不知道到何时结束。每一个夜晚你都可能突然发现自己在一架飞机上，去往一个秘密的目的地，或成为一场婚礼上最受欢迎的人，或到广阔无边的大海上捕捉龙虾，或品尝卡马圭(古巴中部城市，卡马圭省省会)刚烘出的法国奶酪。
很久以前他曾说过，“与学会工作同样重要的事情是学会休息。”可是，他休息的方式非常特别，甚至谈话也包括在内。当他在午夜时分结束紧张的工作，疲倦之态尽显，他会在水里游上几个小时，然后在黎明到来之前恢复了体力。私人的聚会不合他的口味，因为他是古巴人中难得不会唱歌跳舞的。他也是少数几个能够改变聚会气氛的人之一，或许他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没有意识到他的存在会迅速占有整个空间，尽管他实际上并不如初看起来那么高大魁梧。我曾经目睹他的存在让那些极其自信的人不知所措，只好假装显得镇静或自我夸耀，并努力使这一点不被注意，他们从来没有想到他和别人一样可以亲近。我一直相信他经常挂在嘴边的那个词“多一性”，他用来描绘自己的行为，并不像它表面上显示出的那样威严，而是诗意地隐藏起内心的羞怯。
终于，跳舞中断，音乐停止了，晚宴结束，人们聚拢在他周围，一场演说又开始了。他能长时间地站着，不吃不喝。有时候，他会在睡觉前敲响一个好友的家门，事先没有任何通报，说自己只逗留五分钟。他说得那么诚恳，甚至不坐下来。可是，渐渐地，他受到话语的刺激，不久便瘫坐在椅子上，翘着脚说，“我感觉自己很清醒。”那就是他的方式，厌倦了谈话，又在谈话中得到休息。
有一次他说，“下一辈子我想做一个作家。”事实上，他的文笔流畅，自我感觉挺不错，甚至在汽车里他也会在笔记本上写下即时的思绪，有时是私人信件。那只是些普通的笔记本，外面套着蓝色的塑料封皮，经年累月地堆积在他的存档里。他的笔迹细小，难以辨认，初看起来就像是小男生的。他对写作像专业作家一样认真，三番五次地修改一个句子，划掉它，或在空白处补写。对他来说，花几天时间去寻找一个恰当的词是件平常的事。他会反复查词典并向别人讨教，直到有了一个满意的。
七十年代有一阵他热衷于写演讲稿，他是如此缓慢细致，几乎是机械的。然而这个美德有害无益。菲德尔·卡斯特罗的个性使他不会照本宣读，他的声调、风格和音质总是变化着。在宽阔的革命广场，好几次他在五十万听众面前感觉到自己束缚在词语的紧身衣里，一有机会他就离开讲稿。有时他发现几处打字员的错误，会牺牲一点演说的时间，用圆珠笔把它们改正过来。他从来没有满意过。尽管他努力使之生动活泼，尽管有时候他的确成功了，这些拘束的演说让他有了挫折感。它们表达了他想说的，或许比他想说的更好，可是却丧失了生活中最伟大的刺激，那就是冒险带来的快感。
总之，即兴演说者的角色最适合于他。尽管起初他总要克服抑郁，这很少有人发现，对此他并不否认。几年前他写给我一张便条，请我出席一个公众的典礼，他说，“这回你要试着克服舞台恐惧症，那是我经常遇到的。”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他才从口袋里拿出一张卡片，上面写着几个要点。开始他的声音几乎听不见，非常犹豫，像是雾中穿行在一条陌生的小路上，渐渐地有了微小的火光指引，直到伸出硕大的手掌和爪子抓住听众。接着，相互间的默契建立起来，双方通过创造性的对话共识，达到了兴奋点。这种高度的紧张是他的快乐源泉。这是一种灵感：无法抵御的优雅，令人眩目的激动，只有那些从来没有感受过荣耀的人才会否认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