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2年第6期
爬满青藤的石堆（外三篇）
作者：谭 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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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家的那幢房子低矮而破旧。每到冬天，为了修补裂的墙缝，抵挡旷野的风寒，父亲总是又挑来一担石灰，再泥上一层。可是春节还没有过完，那墙又了。新刷的一层石灰一块块地掉，露着斑斑驳驳的老墙，像破旧的棉袄补满了大大小小的补丁。
墙是刷了一遍又一遍，石灰是盖了一层又一层，低矮的老屋却越来越残破了。夜风从那裂的墙缝中呜呜地灌进来，吹得人全身冰凉；老鼠在腐烂的楼板上跑去跑来，灰尘又纷纷落到人的脸上。屋顶的檩子烂了一块又一块，稀稀落落的瓦顶已不能遮挡那突降的暴雨，每当雷鸣电闪大雨倾盆的时候，我们一家人总是在手忙脚乱地抓寻着脸盆，水桶，甚至是碗。
但屋里还是漏湿了。不是打湿了床上的被子，就是弄脏了挂在墙上的衣物，一连几天，屋里全是霉湿味儿。外面已是阳光普照的晴天了，屋里地面还是稀溜溜的，踩上去一滑一颤。小妹光着两个脚丫在上面踩去踩来觉得好玩儿，可苦了缠着小脚的祖母。见外面天晴了，祖母就去晒被子，还没出门，脚下一滑，摔倒了，一条胳膊被摔断，吊了几个月的绷带。祖母是劳动惯了的人，占去了一只手，做事很不方便，整天就唉声叹气。一家人围着桌子吃饭，祖母只能用一只手拿着匙子舀。桌上的碗像是有意跟祖母做对，一舀它一让，碗里的饭总是舀不到嘴里去。祖母气得扔了匙子：这个破破烂烂的老屋，真是伤了老心!我们觉得好笑，父亲却重重地长叹一声，让人感到无限的压抑。于是我们都噤了声。偷偷地望一眼父亲，看见的是满脸自责的惆怅。
这房子虽然残破而丑陋，却是祖父常常压制我父亲的资本。祖父常说盖这幢房子是如何如何地操碎了心，抱怨父亲不如他能干，没有为家庭做出什么贡献。祖父不仅要吵，有时还要动手。有一次，听父亲对祖父说：你不就是盖了这几间泥巴屋吗——祖父一听，气不打一处来，拎起一把椅子就朝父亲砸过去：泥巴屋，你做一幢试试?!这幢房子，老子做了三回。过日军烧了两回，涨大水冲倒了一回。老子像你这个岁数已经做了三幢屋了，你呢?!我不敢去看祖父摔出去的椅子是否砸着了父亲，但是往往只听祖父这么一说，高声争吵着的父亲就再没有回敬祖父的声音。
父亲是“文革”前的县一高毕业生。他有知识，却在那个年代发挥不了作用；他有绚丽的梦想，到头来也未能建起一幢土瓦房。
父亲决计做一幢新房了。至于父亲是什么时候下的决心，我已经不太清楚；但那次摔断祖母胳膊的事显然是加快了父亲做屋的步伐。
父亲实施做屋，是从捡墙脚石开始的。记得那一天，已经很晚了，饭菜端上了桌，一家人饿着肚子，等父亲回来一起吃晚饭。天暗下来，父亲没有回来；天上的星星出来了，父亲仍然没有回来。桌上的饭菜已经凉了，母亲出门去找，也不见父亲回来。祖母吊着一只胳膊走进走出地到门外望了好几次，祖父却等得不耐烦，扒了一碗饭，摔下碗筷上了床。我们先是觉得饿，后来又不感到饿了。父亲到哪儿去了?夜越来越深，小妹趴在桌上睡着了。又过了很久，才听见父母的说话声和挑着担子的吱呀声。我跑出门一看，朦胧的星光下，父亲正把竹筐里的石头嗵嗵地倒在稻场上。原来队里放了工，父亲又摸黑到河滩里去撬石头了。石头把父亲的手指砸出了血。见父亲进门时举着流血的手，吊着胳膊的祖母就忙忙地为父亲找布片，一边唠叨着说：要想好看，累死好汉。做屋，做屋，做屋是件容易的事啊，这屋又不是不能住——
从此，父亲每天放工后都要挑一担石头回家。满筐沉重的石头压弯了扁担，流淌不止的汗水湿润了汗渍渍的衣衫。父亲似乎不知道累，啪啪地将那满满的一担石头倒在稻场上的杏树下，抹一把脸上的汗水，又撅着竹筐走了。从那以后我们也就习惯了，知道父亲若不挑两担石头回来，再晚也不会吃饭的。有时，我从外面寻了一篓猪草回来，做完了分给我的家务，见母亲在烧火弄饭，我就去河滩寻找父亲。别人家里已关上了大门睡意盎然，可那夜鸟低叫的空荡的河滩里，还晃动着父亲躬身撬石的孤单身影。
祖父听说父亲要盖房子，鼻子里哼了一声，一脸的鄙夷。他不相信父亲有这个能力。然而父亲的石头却是接连不断地一担担地挑回家来，一块块地从竹筐里滚出来，一排排地码在稻场上。我们在外面玩耍，或是放学回家的路上，见了石头也会抱回家，虽然我们捡回的石头是那样的小巧。但一天天过去，稻场上的那堆石头越来越多，四四方方的一堆，浩浩荡荡地铺占了半个稻场。祖父这才相信父亲是铁了心了，回家时也会扛着一块石头。于是，我们一家男女老幼，组成了捡石头的大军。
正当一家人齐心协力地捡石头的时候，分田到户开始了。各家各户不再集中从事统一劳动，人们有了自由选择的权利，也有了充分显示自己才能的场地。水稻制种，技术含量高，收入也很可观，别人望着那长着秧苗的稻田不敢承包，父亲却包了一块又一块。都是一样的种子，都是同样大小的秧田，父亲制种的收入却比别人多得多。这个时候人们才像突然意识到我父亲的存在。人们一个接一个找上门来，请父亲去指导他们的责任田。我们也因为父亲而常受到别人的尊敬。在人们对父亲由衷的称赞声中，祖父终于明白，有知识的父亲并非他所想象的无能。
父亲比以前更忙了。别人分田到户是越来越清闲，父亲却像有干不完的事。选种，下种，育苗，移栽，扬花，授粉，除草，防病——一边做着自己的，一边不断地被人请去到一块块田里逐个辅导，还要抽出时间去捡石头。每当我清早起床出门上学的时候，父亲已吱呀吱呀地挑了一担石头回来了。他有了前所未有的气魄：要盖就盖一幢全村最好的楼房!
那段时间，父亲常常一人在那块空场子里走去走来，用脚步丈量着长短，计算着做楼房的料子；别人来串门，他也不管别人愿不愿听，把人家扯到稻场上，面对那方垒起的石头，比划着自己做楼房的构想。那一脸幸福的表情，仿佛向人展示着已经做好的高楼大厦。
然而由于过度的劳累，父亲病倒了。这一病就是十年。
许多新房建起来了，一家比一家建得漂亮。而我们，仍住着那幢老屋。连原先一年一度的墙面粉刷也顾不上了。父亲治病要钱，我们读书要钱，田里的化肥农药也要钱。墙壁只好裂着。千疮百孔的老墙成了嗡嗡翻飞着的土蜂的巢穴。
父亲是什么事儿也干不成了。常常坐在门口，望着秋日的杏树飘零着枯黄的落叶，慢慢坠落到那堆石头上。一片，二片，三片——像是正在飘逝的一个个日子。
家里是越来越拮据了。新学期开学，祖母只好拿出了积攒多年的一捆棉花，那是她准备做寿衣的。然而卖得的钱仍不够交我们的学费。不懂事的小妹因报不上名，回家大哭。
只要是听说了的医生，我们就去请来看，只要是听说了的药方，我们就去抓来熬。可是我不知为父亲请了多少个医生，也不知为父亲买了多少副药，更不知为寻找那传说里的医生和奇特的药方磨破了多少双鞋，受了别人多少的冷眼，可是最终还是没有医治好父亲的病。父亲看着小妹痛哭，沉默了许久，然后像被抽尽了身上的血似的做出了决定：看哪个做屋，把我们的石头卖了——父亲在说这话的时候，我看见他很痛苦地慢慢扭过脸去，望着稻场上的那一堆石头。祖母听见，说，他做屋，我不做屋啊?祖母留着那方石头，就是留着全家人苦难里的希望。
在家里，我们都闭口不谈谁家又做新房的事儿。村里新房落成鞭炮热烈的时刻，也正是我们家沉默的开始。家庭的不幸催长着我们兄妹稚嫩的心灵，残酷的病魔研磨着父亲勃勃的雄心和那不甘人后的意志，他眼里不再有咄咄逼人的光芒，奕奕四射的幻想，只有沸水冷却后的沉静和冰凉。
在风雨飘摇中，我们的房屋是越来越残破了，有一边墙仿佛是不胜岁月的重负，已向一旁微微地倾斜，只好用一根檩子撑着。老屋就像病入膏肓的父亲，在新居落成的欢闹的鞭炮声中，于林立的新房狭窄的空间里，拄着拐杖，仰望高远的天空，和那天空中一去不复返的鸟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