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2年第6期
反思哲学与汉语思维
作者：陈嘉映 朱青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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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这个可以看得出来，比如您喜欢写散文，写了很多好玩的人和事，就表明了这一点。（笑）但是您在翻译中强调过一点，就是字面的对应。您曾引用过苗力田先生的一段话，他很谦虚地说，由于我们不可能把文本全读懂，我们就尽可能按照字面对应的方式把它译出来，然后让读的人可以自己在文本中间寻求意义，我觉得这种慷慨的思想很值得我们尊敬。但我一直在忧虑，语言如果一旦转译，那么这个词乃至这个概念就脱离了它母语的环境，也就是说第一没有了它的原型，它指涉的那个形象没有了；第二是它的由来和语源的感觉断掉了；第三是与跟它相关的语言的逻辑关系看不出来了。那么如果这三样东西失去了，我们何从谈起还能够给本文寻找它原来的关系，也就是说寻找意义？
陈：我说的那个对应可能不是您说的这个意思，我当然不是想说汉语中有哪个词是跟德语中哪个词对应，如果有这个对应词，我当然应该用这个对应的词来译，不应该用那个不对应的词来译。
朱：可能我刚才没有说清楚，我是想说，如果一个词的“形”变了，我们当然就无法建立原来的文本了，这是我刚才想说的意思。但您说的那个意思主要不是指这个意思，而是指翻译的精确性的意思。
陈：是的。我完全同意您关于翻译所说的这些话，但我现在想说，我说的对应的第一个意思特别之简单，就是如果在原文中两次用的是同一个词，那么我在汉语中也两次用同一个词，以使读者能够知道原文中是在用同一个词，虽然这个词跟汉语词不一样。道理就在于，我们刚才说有两种说话方式，一种是我们平常说话，我们是在说那个事，只要意思对就行了。你说“吃了吗”，他说“How are you”，哪个词都不对应也没关系。另一种就是我们在谈概念本身，这个时候就不一样了。翻译的整个困难都在这么一点上，就是一个语言是用不同的词来表达一个意思，如果你想把意思对上，那么词可能就对不上；如果想把词对上，意思就可能对不上。所以我说的翻译有这样三种：一种是要求意思对上，比如翻译一个故事，你总要把这个故事对下来啊；另一种就是翻译逻辑或是翻译哲学，你要把词对上，意思你自己去猜；还有一种就是诗，在诗中就非得用这个词说这个意思，换个词就说不出这个意思，就我个人理解，这是诗的标准。
朱：那么诗就没法翻了，哲学是可以翻的，那科学论文呢？翻起来就更容易了。
陈：因为科学用定义过的概念，它不受语境的限制。
朱：这个情况可能就跟语言本身有关系了。比如说拉丁语系统，您在书中也提到，它的翻译原则就是，凡是用同一个词说的话，就必须用另外的同一个词来翻译它，中间不可以换。但在汉语系统中却经常要换词，而且还有这个习惯，就是说同一个事在同一个句子或同一篇文章中出现的时候一定要换词，它变成了一种习惯和要求。
陈：这个我觉得在西方也是一样。昆德拉曾经评过卡夫卡的一个译本，卡夫卡曾在一段话里三次用到gehen，译者为了好读或有文采就换了三个词，昆德拉大为不满，他说卡夫卡作为这样一个优秀的作家，什么时候换词，什么时候不换他还不知道？如果他想在这个地方换词，他自己就早换了；他如果不换，就是有意识地不换。
朱：是不是昆德拉在执持一种观点的时候，他忘记了另外一种观点，也就是在一个语言中间，这个gehen可以表达这三层意思，而在另外一个语言中间，比如我们中文翻成“走”，也不能完全表达，或完全不能表达它的意思，所以就不能不换。也就是说，语言有许多言外之意，我们能够读懂它，是因为我们身上带有对于这种东西的认同，我们不需要说出来，就已经知道了，而在另外一种语言中，如果不说出来，别人就不懂，某种语言认为不需要说出来的地方，另外一种语言就必须补充进去。所以不是卡夫卡不知道这个，如果卡夫卡换一种语言来写，也许他就会换三个词来写。
陈：您说得特别对。单讲这个例子本身，可能我们必须作具体的研究，看看到底是昆德拉说的那种情况，还是您说的那种情况，但如果不作具体研究，只是从原则上说，这两种情况都会存在。现在不可能有一种原则可以照着去做，在实际的操作中，都需要译者去选择，译者不是一个机器，他需要加以判断，在哪种情况下它保持这种同一性，在哪种情况下它不保持。但根据你翻译文章的不同，这种要求就不同。你在翻译哲学文章的时候，你会偏向于要求语词的同一性；如果你翻译一个故事，你会比较偏向于故事流畅好读。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所谓“硬译”和“意译”本来就没有严格的界限，但我们还是可以讲这两种趋向，这两种趋向对读者提出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可以说“硬译”对读者提出的要求比较高，换句话说，它要求读者多下心思去读这个文本，甚至在读的时候能够想到它可能的原文。所以除了您刚才讲过的那种选择之外，还有另外一种选择，就是我们到底对读者要求多少。这的确也是一个问题，总的说起来，我们现在的写作对读者的要求是偏少。
朱：那么我们再回到原来的问题，如果用汉语来思考，不按照西方的问题来谈问题，那么我们需要不需要重新建立概念和怎样来重新建立概念。我先说我的观点，我认为应该重新建立概念系统和概念系统之间的逻辑关系，而这种概念系统并不是以西方的语言为必然根据的。我想请教从这个角度您认为怎么样。
陈：如果有一种汉语哲学的话，那一定是像您所说的这样。如果你现在分析的都是英语的概念或是德语的概念，那么你仍然是在做着对翻译进行解释的工作。归根到底，如果有一种汉语哲学的话，就必须是用汉语对汉语概念进行分析。我们的翻译在这个意义上是给我们提供一个参照。可惜的是，这个工作差得比较远，其中有两个原因可能是比较切近的，第一个就是中国的哲学传统有越走越弱之势，从两千多年的历史来看，不只是从今天弱起的。从先秦到魏晋的时候还挺好，再往后，比如到了中国文化最繁荣的唐朝，哲学却比较弱。到了宋明理学，现在一般被认为是哲学的一个非常大的复兴，但我个人的看法不大一样，反正总的来说是越来越弱的，我想多数人应该能够同意这个看法吧。另外一个比较切近的原因就是，由于我们有些哲学家把情况整个弄坏掉了，一般的公众对哲学是干什么的不但没有理解，而且还有相当根深蒂固的错误理解。
朱：这是不是和浮夸和虚设有关？所以我们应该把反对虚设，反对玩花样，反对作假变成我们对哲学的一个要求，要求它能不能把问题说得实实在在，清清楚楚。
陈：我个人绝对是这么一种倾向。这里又有好多可说，但我又想起一点来，就是概念分析和实证科学不一样，实证科学至少在大面积上经常是能达到一个确定的结论的。而概念分析就有点像刚才讨论的关于理解的标准问题，概念分析本来就没有一个定于一尊的结论，因此，它就特别地容易玩花样。
朱：也就是它不能被一个确定的准则反复检验，而且它的差异性也是它本身的品质，“不能够定于一尊”就是它的特质。
陈：我是这么认为的。我老喜欢把哲学和科学连在一起说，现在有一种叫作科学主义的东西，还有一种叫作科学精神的东西，那么做哲学就特别地讲究那个科学精神，特别在那种似乎怎么说都行的领域中，那种科学精神所起的作用就更重。在实证科学中没有科学精神，问题都不是那么大，因为它有那个硬标准，没精神但我至少有标准；但在哲学中由于没有这种标准，特别地游移，所以科学精神就特别地重要，我们知道，任何说母语的人都有这种优势，就是你可以言不及义地说半天也似乎言之成理。
朱：那么这是不是和您对语言的定义有关，您认为语言不是对于实在的描述，而是对于实在的设置。于是语言和实在就是两样东西，就可以抛开实在来谈话。对于这个问题，我首先认为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论述，这样就可以解释您刚才说的为什么没有任何意义也可以说半天，以及为什么可以瞎说也说得似乎有理，因为它是设置出来的。人可以设置出一个理由来，包括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也可以不论证任何实际的东西。但我现在还想提出一个更加复杂的问题，那就是语言的设置是不是可以成为实在，我认为是可以的，也就是我们的人文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的追问而成其为科学，这是因为它有一个语言设置出来的事实需要我们研究。也就是说，有些事实本来没有，而人说了它就有，不说它就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