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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哲学与汉语思维
作者：陈嘉映 朱青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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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2年6月13日
地点：北京大学外哲所会议室
朱：我们今天谈论的主要问题是关于用汉语来思想的问题。在这个话题正式开始之前，先谈谈哲学跟思想的区别。您在书中说道，哲学并不是思想，哲学只是思想的一种方式。那么您作为一个哲学家，您认为自己是在做哲学还是在思想？
陈：思想家可能就有点哲学家的意思，但并不是只有思想家才思想，所以思想和哲学并不完全一样。从一开始哲学就和科学差不多，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说，哲学就是一种求真的活动和学问，现在这句话被用来定义科学正好。说是追求真理，但“真理”这个词又比较麻烦，总的说来，格外把追求真理当成一回事，好像是西方人的一种传统。那么演变到今天，我会把哲学定义为对概念进行思考。所以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哲学跟一般思想不太一样，一般思想是想事，而哲学思想是在反思想事所用的一些概念，那么在这个意义上，大概就不能把哲学跟思想等同起来。我们不一定非得对这些概念做很好的考察才能更好地思想。这个道理很简单，就像有人说，我们不需要知道营养学就能吃得很好一样。也许这个比喻不是特别恰当，但粗说起来可以这么说，也就是哲学对一个文化来说，并不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而事实上也表明是这样。哲学的传统无论在第一个意义上还是在第二个意义上，都是西方特别强，这当然与希腊有关，即希腊碰巧既求真，又对概念作反思，所以哲学总体上来说，应该是西方的一样东西，我个人这样看，其实西方几乎所有的思想家也都这样看，从黑格尔到海德格尔到伽达默尔，都认为哲学说希腊话。我们说哲学是西方的，他们说是希腊的，也就是说，哲学是一种特殊的精神活动吧。
朱：按照您的说法，可不可以说冯友兰写《中国哲学史》是一次对于本身不存在的黑猫的捕捉？
陈：不完全是。我只想说，哲学的传统在西方特别重，倒不是说在其它地方就完全没有。世界上文化那么多，而我认为在那么多文化中，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是最接近的。中国虽然哲学传统不是那么重，求真意识不是那么强，但这是跟西方比，要是跟别的我所知道的那些文化比，中国还算是强的。我的看法是，实际上在先秦的时候，我们还是相当相当强烈的。
朱：喜欢想，喜欢使用语言。
陈：而且喜欢对语言作反省。
朱：也就是说汉语是可以或可能有哲学的，只不过没有发展到希腊哲学的那种程度而已。可不可以这样说呢？
陈：对，肯定可以这样说，但我在想的那个问题是，能不能发展到希腊那种程度。肯定可以有哲学，从前肯定不如希腊传统那么深厚，但是否能达到那么深厚，这个需要想一想。
朱：如果说过去我们没有过，而且我们可以有，那么我们能不能假设，我们用汉语也可以把对于事物的思考和对语言本身的反思都发展到一个相当的高度？现在这个可能不可能？
陈：当然我的回答是可能，但我想说的是，说可能或不可能是根据哪几样东西来考虑的？恐怕就不能比如根据民族自豪感等等来作判断，肯定还要有点想法。一个就是各种语言不一样，我所能接受的观点就是，并非一种语言不能说什么事，而是任何一种语言在说某些事的时候比较方便，说另外一些事情的时候就比较麻烦一点。在这个问题上，观点非常之不同。有些人就会说，希腊语或德语特别适合说哲学。但究竟是不是有一种语言特别适合谈哲学，这个我没有定论。我们能想象有些语言可能稍微好一点，但就我所能读懂的几种语言来说，我个人认为差别并不是那么大。但这个问题可能还要牵涉到比较多的技术性的考虑，包括怎么才叫作适合谈哲学。你得对这门语言思考很多，对哲学的本性也思考很多，才能做出论证。不说论证吧，我的印象或者最后的结论就是，汉语并非不适合谈哲学。我觉得这个游戏我们没有特别玩起来。
朱：现在您说的话和您刚才说的有一些不同。您刚才说，语言之间是不同的，有些语言适合去思考问题和对于思考本身进行思考，有些语言就这一点而言在结构上或形式上不明显，像希腊语或德语这样的语言比较适合，而汉语可能不太适合。
陈：我在引用别人的观点，但这碰巧不是我的看法。
朱：您说根据您能读懂的几种语言来说，并没有很大的区别，只要想得清楚，就能说清楚。
陈：对，大概就是这样。
朱：那么会不会有另外一种语言存在着，就是一种想的运算方式和运作方式，而所有的语言都只不过是它带有文化色彩的一种符号系统而已？
陈：可能在进入您这个问题之前，我还想谈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哲学是对概念的一种反思，这是我比较确定的一个想法。但显然它不是对所有的概念进行反思，它是对一些基本概念进行反思。基本就是跟人的生活最息息相关。但哪些概念是重要的呢？这不是完全由语言来决定的，而是由历史决定的。现在西方文化是强势文化，它的那些概念就具有天然的重要性，因此它的那些概念分析就显得特别地重要。你去分析那些边边角角的小概念，你也许能分析得很精当，但没有什么意义，因此这不仅是一个汉语是否特别适合作概念分析这样一个技术上的问题。
朱：而且还是一个我们分析什么概念的问题，而且是谁有概念的选择权的问题。有时是历史已经决定有些概念先入一步，进入了哲学的主体。现在我们必须拿汉语来思考一些跟我们的选择无关的概念，才被接纳为哲学。如果我们思考自己的一些概念，那么有时在整个的哲学领域里就不被承认。
陈：对，是这样。所以中国如果要建立自己的哲学，就不仅要发展出一套能反思我们自己概念的方法，而且如果做得成功的话，它也意味着整个世界文化格局或思想格局的一种改变。
朱：这是文化冲突的一个方面。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应该按照事实的需要重新来对世界提出解释？
陈：我个人是非常同意这种想法的。伽达默尔说过，整个西方的思想资源是来自希腊的，伽达默尔的感觉是这个资源已经被用尽，如果西方思想还要保持其生命力，需要寻求其它思想资源的源头，他猜测这个源头有可能是在东方或在中国。我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西方从文艺复兴一直到启蒙时代所产生的这样一种成为主流思想的意识形态和概念框架，到今天其实已经与现实脱离得挺远了，乃至于且不说看一些学术性的谈法，就说看一些政治性的谈法，用的那些概念仍然是西方的主流概念，但所用来辩护的现实却根本不是十八、十九世纪西方人所面对的那个现实。这个差距今天已经特别明显了。对世界的真实情况在思想或者概念的层面上重新进行梳理，我个人觉得是必需的。
朱：但我们现在面临一种处境，就是汉语中所使用的一些主要概念，甚至我们已经习惯了的方法，已经受到了一百年来西方思想的影响。比如说，像您翻译《存在与时间》这本书，就已经使得很多人的思想方式，甚至是说话的用词以及造句的方式都发生了改变。也就是说，我们的传统已经带有了许多希腊的传统，只不过我们用汉语在说。这时我们的汉语就不纯粹，我们不知道哪些是我们的传统。那么我们该怎样来保持自己的传统？也许我们保持了半天，保持的却是希腊的传统。
陈：传统我不愿说得特别多。无论说传统是在四书五经中还是在历代的政治制度中，其实就不如直接说我们现在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在中国人的精神中还是有与欧美的文化和精神素质非常异质的东西的，这种东西是什么，当然正是我们要说的。但是您中间谈到的那个翻译的问题，我觉得挺有意思。首先来谈谈翻译。历来都有人主张不要翻译，我们能读原文就读原文。但不管翻译得是否够准确，或是不是可以充分翻译，它最终是要使我们可以直接用中文来思考那些问题。用翻译过来的词写作，对我个人来说不是一件特别愉快的事。我见到别人用我当时翻译时所造的一些词和被赋予了新的意义的词来写作，但我个人是尽量不这样来写作的。翻译语言和写作语言，我觉得还是有点区别的。我曾把翻译比作车辆，它的功能是运载思想，而把母语比作家园。车辆是必需的，如果你愿意和别人交通的话，在交通的时候你是坐在车里面，但你最后还是想坐在家里。你是用翻译来丰富或改变汉语，但最后你是用地道的汉语写作，而不是用翻译体写作，这是我个人比较坚定的一个想法。对翻译体的写作，我一向是持反对态度的。我们现在的学界不把文章写成翻译体就不够学术水准，对这个我更持反对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