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2年第6期
反思哲学与汉语思维
作者：陈嘉映 朱青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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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我不会泛泛地说语言不是对实在的描述，这肯定在日常的意义上是不能成立的。比如发生了一件事情，你我都可以描述，而且我们的描述很可能一个是真的，一个是假的，这个不是问题。但我只是想说，我们描述的手段本身或概念本身不是对现实的一种描述。就是说并不是实在中先有了一个对应物，你才有了这个概念，这些概念是建构起来的，而且怎么建构概念，这个世界就有怎么样的描述方式。如果你有七个颜色词，当然你可以把颜色描述成七种。有三个颜色词，就可以描述成三种。没有一个天然的标准说应该有几个颜色词。实在提供了线索，但没有提供答案。
朱：比如中文里描述彩虹的颜色时要分成青和蓝，而这在许多其它语言中就无法理解。这是语言设置的一个方面，我们都比较容易理解。但更为重要的问题是，有时候并没有这个东西，但我们说了，它就有了，我们可以编个东西出来，一旦它成为人的接受物，就会影响人的行为，它也就真的变成了一个实在的东西。
陈：比如像“自由”、“人权”这样的概念，如果我们没有这些概念，也不是说我们都生活得像畜牲一样，我们就不会去这样想问题。用我自己的话说，现实就不在这个意义上成象，我们就不这样看待世界。但你提出这些概念，人们就有可能去这样看待世界，而这些东西会是非常实在的，比如说民族自尊等等。当然这不只是一些词汇的发明，但它的确是和概念的演进有关的。可以说大麻烦都是产生在这个层面上，即一方面现实中并没有一个现成的东西可以由我们的概念去对应，但另外一方面却的确有一些概念是实实在在的，有一些概念是花拳绣腿或空洞无物的。而这个辨别恰恰就是我说的没有一个直接的标准，或者说现实中没有一个明确的对应。比如说门口停着一辆车还是两辆车，这就有一个标准。什么是花拳绣腿，什么是实在的，一分就分出来了。但恰恰在概念创造这个领域中，是没有一个确定的标准的。差不多我们文科的各种理论，都是活动在这个领域的。在这种领域中要想很快地达成一种共识，我想是根本不可能的。而且要想很快地就区分出哪些概念是言之有物的，哪些是言之无物的，这不仅不容易，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依赖于整个民族的精神状态，就是他们所追求的是什么，因为我们也可以在梦中生活，没有谁规定不能。
朱：这里是不是有两层意思？一个就是我们看到概念的不同跟事实并没有直接关系，这样就意味着现有的概念并不能给我们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案和语言思考的能力。也就是说，把所有外国的概念都加起来，也不足以解决我们现实所遭遇到的问题，因为它们所讲的东西跟事实不是一回事。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还有一些概念，如果认真地想一想是可以分拆出来的，只不过我们没有想。因为它们本身有几个判断的标准，比如含义的确定性问题，它和另外的概念的关系问题，它在推理的过程中设置的完全性问题，所以并不是说真的一点都不可以，而是我们没有认真去做这个事情。
陈：那当然了，我当然是百分之百地赞成，如果不赞成，那我们做哲学的就完全在胡说了。（笑）这实际上就是我们想做的那些事情，这个哲学当然就不是指哲学家的哲学，而特别是指所有文科对基础概念的思考，比如像在法学中关于“法”和“合法性”这些概念的思考。 我们到底是应该对应law和legality呢，还是应该用中国的“法”和“律”的区别再重新形成我们的“法”的概念，这个概念既不同于唐律，也不同于西方的law的概念，乃至这个概念是西方人同样会感兴趣的。我这样说是因为现在西方人是世界的裁判者。我们澄清了我们的概念，西方人也许需要像我们要弄清西方的概念那样，来弄清这些中文的概念，这并不只是要引发他们的好奇心，而是因为这些概念后面包含着整个民族的历史、经验和现实的问题。通过这些概念，他们可以了解我们的民族精神中最核心最稳定的那一部分。
朱：现在实际上我们已经慢慢把问题推到了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一个中国哲学家要在自己的家园中建一座塔的话，他现在就应该从语言的基本概念开始建起，那么这个工作有多大的希望？有多少人可以参与做这个事情？
陈：这方面的工作不是做得特别多，这个有点遗憾，虽然我所认识的文科的学者也有不少感到这个工作非常迫切，比如刘小枫会谈建立汉语神学思想，像梁治平这样的人就一直在做法律文化学，他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梳理出我们的法和法制观念和西方的法和法制观念有什么不同，想澄清我们所理解的法的概念。当然这不只是两个词的差别，还包括这两个词背后整个历史和文化的差别。
朱：这个我在工作中也做过，我首先做的就是“艺术”这个概念，我们所说的“艺术”跟西方人所说的art不是一回事。
陈：对。很明显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几乎可以天然地说，没有一个词是对应的。比如我们的“道理”是对应人家的logic呢，还是reason呢，还是reasoning？这就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像这样的核心词汇，在用它的时候就是在概括整个传统，它怎么可能是一样的呢？当然我们都能理解为什么这个工作虽然这么需要，却始终不大做得起来。因为西方是强势文化，我们在跟国际接轨，我们的想法是人家的路都修好了，我们得接人家的轨，没想过我们先修个路，然后再协商怎么接。
朱：但我想至少人们的内心中间已经具备了一种愿望或需要，我们要造路了！再加上国家开始强大，人们的野心开始膨胀。
陈：是这样的，国家是得大致让人把饭吃饱了，才能有这种野心。
朱：这种野心膨胀的结果是，现在在根本性的问题上还没有全面地展开，这正是今天我们认为需要反思的原因，比如我们说，译几本书，这只不过是技术问题，根本性的就是你所说的精神的坚强、精神的品质，这个才是人文的目的，否则，用“人文”这个字本身就具有翻译色彩。有人曾转述过您的一个想法，说即使是对西方的一些重要的名著，也应当把它翻成非常精到的汉语，以至于以后人们只要知道这些汉语的陈述，就已经可以把它用作资源，不必再想它是外国的东西。这是否也是您工作中的一部分？
陈：这是一个台湾人的想法，它是有一个类比的，就是中国的佛学在一开始是靠了很多会梵文的人把经典翻译成了汉语的著作，但后来研究佛学的人就直接从这些翻译成中文的经典来研究，最后中国也成为佛教理论的大国。这个理论是挺强有力的，但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也就是在隋唐时期，中国文化的自信力是满满的，第二是当时的交流只限于少数学者间的交流。而现在就不太能够设想，“我们译出了一百套书或一千套书，以后只要读这些书，不去读原文就可以了。”现在的情况非常不同。如果完全按照那样的设想去做，我倒不认为是可能的或是会产生同样的效果。但我完全同意通过这种翻译，有可能建立一种中国的西学，有点像中国的佛学。不过这里所需要的是那些所谓学贯中西的人要像玄奘他们那样的确是在诚实地做学问，而不是在吓唬别人。
朱：但是还有没有别的方面值得注意。我认为，让人觉得能够效力和献身的事情是从原创性开始的，因为并不是所有的问题在主流文化中都存在或有过解决的方案，而我们生下来所面对的问题是现实的，我们可以直接面对问题开始建立我们的思想，或者建立对于思想思考的工具，这个问题跟翻译无关。
陈：我觉得这是一个挺重要的问题，我的想法是，引用利科的一个说法，他在定义文本时说，一个文本之所以能成立，是因为一个文本和其它文本有互参照性，cross－reference，也就是说他否认从现实中直接成型，任何成型都有参照。泛泛而言，我觉得这应该不是一个问题，实际上别说做哲学或艺术学的了，就是写小说的人，也很难指望他经历了生活就能写出一本好的小说，他只有在读了各种小说之后才能成型。所以这不是一个特别令人困惑的问题，困惑的问题是，可能您的重点也恰好在那，说的俗一点，就是在原创和学习这两个方面我们的精力是怎么分配的。在这件事情上，我取一种特别自由主义的态度，那就是，一个有心做事的人，会知道他自己在哪方面能多做一点，做得好一点。不必要为所有做事的人指出一个共同的方向。
朱：我刚才想说的是，如果我们把创造作为一个主要的精力分配，而把参照作为相对次要的，可能情况会有改观。
陈：我觉得这至少是可以提倡的，不过我比较谨慎，我不喜欢现在的一种情况，比如说，他是做所谓学术的，他就特别强调那种学术的不可或缺性，认为谁都没有能力或必要去原创；倾向于原创的，就看不起埋头做学术的，好像每个人的选择就是中国文化恰恰应该走的那个路向。我觉得这种争论经常是毫无效果的。许慎就愿意做辞典，愿意花几十年时间做《说文解字》，没有许慎的辞典那我们就谁都别用汉语做原创学术了。他知道他自己适合做什么事情，而那是件绝对重要的事情。如果大家各展所长，互相欣赏、学习、利用，而不是各个都站在高处指导整个中国文化的走向，那我认为整个局面当然会好得多。现在好多人在讲学术标准，有些外在标准可以统一，但不能把方向、兴趣、风格统一起来。就比如在北大哲学系，大家都应该用一样的办法来做哲学，那可不一定。
朱：我刚才讲的还不仅仅是一个形式，主要还是一个态度问题。如果我们真正要从自信的角度来建立汉语哲学：是不是要用我们的语言进行思考和对自己的语言重新进行思考。
陈：这真是非常必要的。按说，我们这代人大多都是从问题开始的，但是走着走着自己忘了，修了一小段路，可能再也没有回到一开始自己深感困惑的问题那里。
陈嘉映，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海德格尔哲学概论》及译作《存在与时间》等。
朱青生，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没有人是艺术家，也没有人不是艺术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