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1期
文明的入门
作者：张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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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象牙之塔的迷宫寻觅是可以谅解的，但还是要说：从这一期开始，文明的脸庞已经浮出并渐次清晰；若学术的话语照旧暧昧，就是养痈为患了。因为紧接着几乎同步展开的，是历史上最重要的事情——“西域”的伊斯兰化。
这个过程绵延了数百年之久。如今深目高鼻的绿洲居民和天山牧人，不仅操着涵盖广阔的近代维吾尔等语言，而且因新文明而形成了与往昔不可同日而语的全套文化。不再是沙漠里驼队蹄印般的粟特语，也不是占据一隅几块绿洲的吐火罗A或B，今天从南到北到处的字迹，都是用阿拉伯字母表述的突厥语。
羽田亨《概论》和诸入门书没有明言——在这个大时代里，旧的卢或和阗、A或B的主人并没有离开更没有失踪。尽管迁徙是可能的，但更主要的是：中亚诸绿洲发生了大规模的联合与认同，他们在新的维系下成了一种联合体。直至很久的后来（比如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还可以看到——他们并不使用族名自谓，而是称自己为turpan—liq（吐鲁番人）、kaxigar—liq（喀什噶尔人）等等。显然他们认为彼此的共同点不言而喻，区别只是居住地的不同。
与伊斯兰化几乎迈着一起的脚步，伟大的文明飞跃出现了。与喀什噶尔的皈依几乎同时，文学巨著《福乐智慧》问世。它宣布着突厥语诸族共同书面语的形成，宣布着从此开幕的、笔法浪漫的文学时代和诗歌传统。如秦始皇的贡献一样，《福乐智慧》给中亚的馈赠是“书同文”。它促进的共同语普及要到后日才显露意义。原来只能用于神圣的阿拉伯文，如今写出来的是自己嘴里的土话——谁敢想象金闪闪的经文能够变幻奇迹，瞬间成了可以记帐、可以抒发自己感情的文字？谁能想象在那个时刻一定有过的、绿洲居民们的惊喜和赞叹呢？由于这件事那么巧妙地镶嵌在宗教和现世之间，更由于它如雷声隆隆触及着每一个人，由于它改变了社会和日子，它深含的意义发掘不尽，所以自觉不可思议的作者玉素甫—哈斯哈吉甫写道：我说了话，写了书，伸手抓住了两个世界。
再也不能绕开中亚的伊斯兰化问题。它不仅早已是一个关键，而且还极尽趣味色彩绚烂。应该评价说，羽田亨《概论》对突厥—伊斯兰化的叙述非常精彩，因为话题终于回到了突厥—维吾尔的语言区；而回鹘文的专长使他的概括游刃有余。可惜的是缺少一笔点睛；指出这一点不是文明箩筐里的一个桃子，而是新世界的鲜艳大幕。指出如今满目的克里木和买买提，至少与写过卢文借据吐火罗佛经的人有着密切的血缘和文化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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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迹象暗示着，维吾尔的伊斯兰化过程是经由波斯，而不是经由理应的阿拉伯途径实现的，虽然阿拉伯是伊斯兰的主角，阿拉伯语是神圣语言。为着远古那些吐火罗的底色、血统和迷幻气质，需要一个比阿拉伯熟悉些的中介。羽田亨指出：“古代语言灭亡之后，取而代之的波斯语，在蒙古时代甚至成了中亚迤东世界的国际语言。”
由于都有印欧的谱系——所以维吾尔对波斯化的伊斯兰教更易于接受。伊斯兰的波斯，它遮盖了住民们不习惯闪米特—阿拉伯文化的倾向，堂而皇之完成了使维吾尔皈依的使命。
不久前看过一个伊朗电影：《哪里是我朋友的家》。这么说吧：几乎画面中每一个因素——且不说村庄布局建筑样式，就连涂成蓝色的泥墙、窗台上的花、闲聊时的拌嘴习惯，都可以在新疆一模一样地看到。电影里，老木匠领着叫阿马布的那个可爱男孩走在昏黑街巷里，叹惜着如今流行铁门，他做的手工木门没有用了。漆黑的银幕上，次第映出一个又一个木窗子的剪影。雕刻美妙的窗格子如变移的图画，沉默着在黑视野里一个替换一个地亮起。那美感无法言说。而我要说的是，在库车、在喀什城里你可以找到一模一样的窗子。喀什或库车清真寺的木雕窗，简直就是伊朗电影里那移动图案的拼接（参看刘致平编《新疆伊斯兰教建筑》里的插图）。
这不过是个随手拈来的例子而已。
P.K.希提在名著《阿拉伯通史》里，用非理论的写法形容过柏柏尔人对伊斯兰教的皈依：“对于像柏柏尔人这样文化程度的民族，伊斯兰教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应该说这个感觉更适合于维吾尔。不仅如此，也许维吾尔才是说明伊斯兰教适应第三世界文化的一个不逊于柏柏尔人的出色例证。
何止是男孩和老木匠走过的雕窗之廊！其实连维语的语调，似乎都呈着一种波斯味儿。一个认为伊朗电影妙不可言的朋友对我说：好像烤羊肉的维族人说话调子和电影里的伊朗人一样，是升调。我认为他有敏锐的听觉。
是的，从木匠到语调，从木窗子和铜皮箱子的花纹到《福乐智慧》的文体，从“坎儿井”（garez）到巴杂尔（bazar，集市）和卡巴普（kivab，羊肉串），都是输入世界许多种语言的著名借词。还有，从涂蓝的墙和种花的风俗，从打馕（当然包括馕这个单词）的技术到吃抓饭和用右手抓饭的食文化，都是随着伊斯兰教，随着逊乃（伊斯兰教谓之圣行，即效法穆圣行为的宗教规定），同自波斯惠与的。
当然还有五番礼拜的名称，还有乃玛子（礼拜）和麻扎尔（圣墓），还有割礼的盛大节日和婚礼的尼卡（证婚词），还有文学、音乐，还可以数出诗歌风习和著述的伊斯兰史观，展示神秘的音乐传统和那歌唱的不可思议的尾腔——它们都是伊斯兰带来的。只要不是视而不见，还可以列出花帽、裙裤、恰袢等鲜艳的衣着。它们各自是一件教规或逊乃的精美作品。当领袖来访时女孩们献上鲜花，然后把小花帽戴在领袖头上——你看，领袖们对这种维吾尔礼节化了的伊斯兰教逊乃圣行，是多么喜爱啊！
——总之，从一间涂蓝的建筑到整个社会的结构，伊斯兰化就是中世纪维吾尔文明的现代化，伊斯兰教如同在北非提升柏柏尔人的文明一样，在传入的同时全面提升了维吾尔的文明，使之发达到了丰满美丽的极致。
要紧的是这一切并不只是属于历史——生机蓬勃的穆斯林生活方式，是当代的中亚和新疆的文明中核。它渗透于绿洲戈壁下面，飘散于风土情调之中，那个流着古印欧的血液，操着一种突厥语的文明——在经过了伊斯兰波斯的提升以后，从此是文明花园中的奇葩。
如今在长久沉淀之后可能已经可以指出了：研究史中对突厥化与伊斯兰化的割断，或许是个不经意的误差，或者则是潜意识的歧视。这些缺点使人们一直没有认识到中亚伊斯兰形式的神奇之处：生活使宗教随和而平易，而宗教则化为了生活本身——未来将再三为曾有过的这种形式感叹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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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追溯羽田亨的初衷。此书面世的那一年，正值日本发动了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朝野的视线都集中到满蒙、回教、阿拉伯。
军部及急剧倾向右翼的民间人士都对政党政治深怀不信，各种势力都狂热地投身实践。从北京到东北，许多浪人和间谍毅然改宗，于是深入了穆斯林社会。自蒙疆而河西甚至西亚，半似冒险半做特务的日本外语科学生到处出没——山雨欲来风满楼，整个皇国都正面对准了“回教圈”。后日的京都帝国大学校长羽田亨此时将《西域文明史概论》付梓，其俨然的学术性令人吟味。
总结还是由他们自己来做更具说服力。
在日本学界见识过人的板垣雄三，对那个时代的东洋学评价说：
“在那个历史阶段上，即便是为了向东方主义同化也须在自己的世界观中加入伊斯兰；他们曾有过与伊斯兰世界紧密结合的感觉。比如日本的所谓东洋学，无论是白鸟库吉（东京帝国大学教授，1865—1942）的中央亚细亚也好，河口慧海（大正大学教授，1866—1945）的印度次大陆也好，大谷光瑞（西本愿寺宗主，1876—1948）的中亚探险也好——他们靠着能与欧洲人角力，甚至凌驾于欧洲人之上的对伊斯兰研究业绩，有过想笼络伊斯兰世界于自身世界之中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