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1期
文明的入门
作者：张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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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各自都感到了紧要。所以一个多世纪以来，许多专门大家都不倦地撰写中亚的入门书。时至今日又是一个世纪过去了，已经可以说，诸如巴托尔德的《中亚突厥史十二讲》、拉铁摩尔的《中国的边疆》、羽田亨的《西域文明史概论》，已是经受了时光考验的大师著述。与大师们的时代不同，近期这个地域成了热点，所以新疆书出版得很多；旨在概要的，可举出柯林凯特的《丝绸古道上的文化》（赵崇民译，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此外值得一提的还有法西斯主义政客的中亚新论，如俄国右翼党首日里科夫斯基的《俄罗斯的命运》,近年居然由这个骇人的极右狂人亲自授权翻译成中文，并在中国出版发行（新华出版社，1995年）——总的说来，这些书的作者不分良莠，都有着中国学界最缺乏的民族语能力，以及基础知识的覆盖面积。他们熟悉的地理世界之辽阔，超出中国人的想象。
读巴托尔德尤其会有这样的的感觉，他用深厚的语言基础进行勾勒。读者的语言以及地理预备愈丰富，获得的概括就愈准确。在接触过一两种语言的条件下，再使用一张地图，读得的脉络就是可信的。
与巴托尔德把突厥语言的边界作为论述的范围，与拉铁摩尔的吸引急功近利的读者的地缘政治眼光比较，羽田亨的《西域文明史概论》（东京，弘文堂，1931年），篇幅虽小布局却大，他以一种因为洞知所以浅易的叙述娓娓道来，随意勾勒几个文化要素为目录。在薄薄一小册里，他居然囊括了所有史前的、印欧系统和突厥系统的、历史的和考古美术的、宗教的和民族的全部线索。熟知甚至索性背熟这个概要是如此重要，所以在中国，钻研回鹘文古文献的耿世民先生干脆翻译了这本小书（新疆人民出版社，《西域文化史》，1981年）。
斟酌再三，我迟疑地把这本《西域文明史概论》，列于推荐中亚新疆文化入门书的首选。主要为着它的小册子篇幅，也为它叙述大事时，敢于用语准确的特点。不能说它是第一名，就研究史论长短是不妥的。无非因为我对这一本熟悉一点，毕竟二十年来不时翻翻它。众多的综述书其实大同小异；因为对象的艰深，也许鹦鹉学舌者多，标新立异者少。国产的中亚书则往往给人缺乏眼光、缺乏个人体验和社会常识的读后感。尤其是——他们似乎拒绝学习文明中的语言和宗教这两大关键课程，这使得他们的作品里有一种挥之不去的视野误差，甚至浅薄的歧视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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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田亨《概论》不过一本百页小书，就叙述的简练它是罕见的，而且游刃有余；作者使用余墨边幅，趣味盎然地讲述了波斯—印度的语言渗透关系，以及上个世纪的语言学者构建“古代印欧语”体系的故事。它介绍了不好懂的粟特、犍陀罗、塞种、吐火罗，粗线条地勾勒了南疆的文明底色和古语言分区。如今重读不能不佩服羽田亨，当人们还在概念之海挣扎的时代，他就能如此大笔触地勾画庞杂的文明进程：汉之经略西域、粟特商队的沟通、回鹘西迁以及突厥化、蒙古的大扫荡、中亚的伊斯兰化。他同时涉及了最学术性的几个专题：古代语言、佛教美术、文献整理。等一读终了之后，人悟到《概论》的目的，是描画一个中亚的轮廓。
一直使喜爱新疆文明的学生发愁的，是古代南疆的种族和语言脉络。如果允许省略并简单化地统而言之，这个脉络大概是：
①公元前3－公元后3世纪，住在塔里木东南部的古鄯善和楼兰国居民源自印度西北。他们的语言是犍陀罗语，文字是卢文。大批卢文书面遗物意味着南来于印度的文化影响。②以和阗为中心的是一批操中期伊朗语东部方言的人。他们的语言被称为塞语，他们用改造了的印度文字书写自己的语言，是为和阗文。希腊史书所谓的“斯基泰人”，指的或是他们。5世纪后，他们覆盖了塔里木南缘诸绿洲。③大约在公元5－8世纪，与南缘的东伊朗－塞种人相对，一批不是说着印欧语的东部方言，而是说着一种与希腊－拉丁语类近的西部印欧语的人，在从高昌到焉耆、龟兹一带活跃。他们的语言被研究界先称为吐火罗语A与B，后更名为焉耆语（A）和库车语（B）。他们是西部印欧语人群的最靠东的一支。
上述三种古代先民，都以印度文化以及佛教为文明的基调。干燥的戈壁沙漠使得文物原样留存至今，我们看到的西域佛教文明是灿烂的。当然源头的一切文化种子都在这片看似荒漠其实富饶的土地上蓬勃开花，祆教、摩尼教和景教的、中国的和吐蕃的文物都在这里层层叠压。除了上述古语之外，还有通行于天山北麓的粟特语和突厥碑铭回鹘文书——古语言都死灭了，出土的书物残卷，引发了一个世纪里天才们的劳作竞争。必须说，能把这些天书的碎片解读梳理，已是人类智力和学术的奇迹。
优点本身也附生着缺点。入门书梳理了种族和语言的隐藏脉络，讲清了从祁连山到阿富汗的古代经纬，但它们没有说——这经纬铺衬在今日文明的底座上。不如说恰恰入门书关上了门：一道道学问墙挡着，背后是死语的迷宫。谁能学会那么多古语言呢？人们因无从入门而失望，于是淡漠了对鲜活文明的兴趣。
古语的流布范围，是古代人群的故国。但古语的死灭，是否就意味着人的消失？遗址里虽然只剩下了死语，但是社会上人的血脉活着。概要书没有提醒说，人虽然能够迁徙，但人也可能改名换姓地留下来。他们没有提醒一句：原住民是不会完全走光或绝灭的，人的本能是追求存活。古中亚住民的后裔，经过了漫长的融潜流化，进入了今日维吾尔和其他中亚民族的血脉之中。
他们都是语言专家，但他们没有说清语言对人的依存。语言的改变解释着人的文明跳跃；但文明的主体即人，不一定随舍弃的语言消失。
以语言研究为基础，出现过粟特学、吐火罗学、突厥学、回鹘学；以及以美术考古为基础的土鲁番学、敦煌学的概念。但炫耀羽毛的名称，并不能概括朴素的文明。未能命中本质的概念必然会萎缩。当罩在文明头上的面纱一点点揭开以后，文明呈示的样相是左右渗透、亦此亦彼的。文明更主要的特征一定是简明的和条理的。若精通于破片而不能说清文明的大体，就意味着道路发生了偏离。
它们毕竟死去了，碎片毕竟不能替代全部，不能复原成古代的真实。它们如一片片沙漠，如一堆永远焦干的海绵，长久以来把学者的精力吮吸殆尽，也傲慢地排斥了普通人的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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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维吾尔等中亚各突厥语民族的漂亮色彩，还遮住了他们先民的本质。那是一批体质语言都与波斯印度渊源密切的人。他们活动的东界，据汉代史籍记载是在“敦煌祁连间”，也就是说至少整个河西走廊都曾是这种异质文化的摇篮。过去狠批过的彩陶和文化的“西来说”，其实既不一定是帝国主义的扩张宣传，也未必是学术的无稽之谈。
后来因所谓张骞的“凿通”，他们如印第安人被哥伦布“发现”一样地被“发现”了，于是史称西域三十六国。沙漠和绿洲的地理环境，决定了这些语言与政权的隔离和弱小，它们在历史中被淘汰了。那时兴盛于这些绿洲的宗教，主要是佛教，它留下了灿烂的美术遗存。
不知为什么，文明水平更高的各绿洲语言，居然被向南渗透的游牧的突厥语同化了。这对恩格斯的“文化的反征服”理论，是一个有趣的驳难。也许散布沙漠的绿洲的孤立性，以及文明规模的过小是主要原因。
至此历史重重迈出了它的大步。生气勃勃穿过天山南下的突厥语，替换了分散塔里木的各印欧古语。至今依然可以看到：它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前景。至十一世纪又一次迎来文明的全面改容之前，它有过相当长的佛教时代。那时留下的以突厥语（已经可以具体地称为回鹘语）书写的佛经和少量世俗文书，造就了最后一个可能诱人脱离现实的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