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3期
中国知识界关于伊拉克战争的争论
作者：王晓明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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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依据上述这些看法，我认定：这场战争既无充分的正当理由，对人类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来说，其客观效果也很有限，却一定会对伊拉克、中东和世界其他一些地方（包括美国国内）的许多有形无形的生命和生存状况，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害，所以，我反对。
韩德强：反战也是反国际专制
在这一场美国对伊拉克的非正义战争在即时，这么多的知识界同仁联合签名（参见本刊2003年第二期环球笔记《韩德强等发起反战签名》），这是第一次。我感到特别欣慰的是，很多人尽管平时在思想、学术和政治观念上存在分歧，但在反对战争、强权，反对血腥屠杀的立场上却是一致的，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大家终于站在了一起。
发表言论是每个公民受宪法保护的权利。这次签名，更准确地说，是以公民的名义发起的，而不是以学者的名义。在反对非正义战争这个问题上，我们认为应该撇开一切差别，不分男女老少，不分天南地北，也不分政治倾向，联合起来，维护人类文明的底线。一些媒体在报道时用的标题是不准确的。事实上，在签名名单上，有社会各界人士，也有政府官员（以个人身份），也有普通职工，店员。一个石家庄家庭一家三口都签了。
这次签名初期知识分子还是占大多数。既然“上帝死了”，那么谁来关注公共事务呢？谁来维护世界的正义和良心呢？这些责任客观上落到了知识分子头上。在大多数人沉默的时候，知识分子应该站出来讲话。言论也是一种行动。
西方知识分子的反战宣言也有各种情形，有的远比我们这份激烈。这且不去论它。我认为事情有轻重缓急。战争迫在眉睫，萨达姆的专制是针对国内，是小专制，而美国在国际上的专制是大专制，在顺序上，是先解决大问题，因为美国才是全世界最大的威胁。从来都是这样，国际法大于国内法，国际事务大于本国事务。当希特勒成为全世界威胁的时候，只要反对希特勒，就是为世界民主做出了贡献。
首先是作为人类的一分子，我反对战争、暴力和屠杀。如果可以弱肉强食，可以暴力公行，我们与丛林时代有什么区别？其次也是作为一个中国人。因为，从长远来看，美国如果对伊拉克动武，对我们的经济发展是不利的。中国的石油命脉将被掌握在美国人手中，予取予夺，全仰美国人的恩典。事实上，中国经济已经受到了这场准备中的战争的影响。今年一月，中国进出口的长期大额贸易顺差一变而成为逆差12.5亿美元，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进口油价和原材料价格上涨。第三，我的立场是在弱势群体这一边。弱势群体也是沉默的大多数，弱势群体无权无势，唯一可以依赖的是政治上的一人一票的民主。中国是国际社会中的弱者，站在弱者一边，同时就是站在中国一边。这是一致的。弱者的天然口号是团结。而强者控制弱者的办法则是分而治之。当世界上绝大多数人联合起来反对美国的武力外交时，美国政府就可能撤兵。还记得美国是怎样从越南撤兵的吗？就是因为美国国内外的反战运动。
国家之间当然存在利益冲突，问题是利益冲突靠什么来解决。应该靠国际民主和国际法制。按现行的国际法，只有联合国安理会有权决定是否对一个国家动用战争手段。当然，有时合法的不见得是正义的。但是如果连合法都谈不上，又怎么谈得上正义的呢。一个国家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如果是这样，他就在强奸全世界的民意。只有大家都遵守国际法，世界才有政治文明可言。国家利益，可以用一种更文明的方式体现，比如协商、和谈，而不是战争和杀戮，我们深信人类有理性沟通的能力。
在我的言论中不仅一贯坚持将美国政府与美国民众区别开来，并且坚持将共和党和民主党区别开来。在共和党中，我又将军工、石油和金融利益集团与其他共和党分子区别开来。真正发动战争的是共和党的军工、石油和金融利益集团，是他们掌控了美国政府，挟持了美国人民。但所谓的好制度，也应该辨证来看。比如，这次签名，有些人向我表示，他们想签，但因为他们害怕办不了去美国的签证，或者他们的孩子正在美国念书，就不敢签。其实大可不必担心，我下半年就要去夏威夷，我相信美国肯定不会拒签的。因为我相信美国民主制度是有真实成分的。在日常生活的细节中，美国社会的民主和自由还是很丰富和真实，只是到了事关重大利益集团的大事上，美国制度中的专制成分才会露出它的獠牙。因此，美国制度是民主与专制的巧妙结合，是民主形式与专制实质的巧妙结合。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少数强者有钱有势，既能够收买学者，又能够收买记者，进而操纵民意，自行其是。有意思的是，如果美国在国内还有形式民主的话，在国际关系中，却一贯以国际大独裁者的身份出现，任意指认什么邪恶轴心，任意发动战争。哪有什么民主气息？
钱永祥：用反战见证人性的可能性
我个人认为，追求和平、尽量避免战争，应该是绝大多数政治观点的公约数。战争是一件恶事，因为它的定义就是“使用旨在毁灭对方的暴力解决冲突”。稍有政治常识的人都知道，在人类事务里，你逃不掉暴力的存在——有时候，使用暴力甚至于是必要的恶；但是大家也都会承认，尽量避免使用毁灭性的暴力，乃是政治生活里的一项基本原则。说到最后，“反战”本身并不足以构成一项特定的政治立场或者主张，因为对于一个社会应该如何组织、公权力应该追求什么目标，“反战”并没有特定的主张。反战的立场只是强调，尽量避免暴力，非到不得已时，应该以和平手段达成政治目标。我相信，这是各种政治立场、政治观点都会接受的。许多充满善意的朋友，错误地以为必须从某一种政治立场出发才能反战，或许这个“公约数”的概念可以解除他们心里的疑虑。《台湾学界反对美国准备攻打伊拉克声明》中突出这个公约数，我觉得有其必要。
战争乃至于敌友划分，或许乃是人类世界的一项常态。可是“常态”并不代表它就是正当的、不可矫变的、不该加以抵制的。试想，没有人敢宣称掌握真理，并不代表我们不必追求真理；没有人能保证永久和平，并不代表人类不应该尽量追求和平。反战通常不会产生现实效果，历史上的失败先例很多。可是我要强调，在这种问题上摆出虚无、犬儒的现实主义态度，恐怕有点轻浮廉价。面对人类的政治处境，成熟的态度应该既坚持现实主义、也维系理想主义。再试想，文明的自觉、进步、改善，岂不都要靠着这种不以“常态”为铁律的理想主义精神吗？在一片主战、好战的浪潮之中，反战的努力至少为人性的某种可能性做了见证。这种可能性能够实现吗？我猜想很难。可是该不该设法去实现呢？我认为应该。
世间当然有太多的恶人、恶事在横行为祸。那么自由主义面对这种局面，会有什么独特的反应？自由主义并不要求每个人都能泛爱、能宽恕、愿意去感化与接受恶人恶事。自由主义会说，个人该具备什么样的道德修养、该采取什么态度面对罪恶、该不该信奉和平主义，乃是个人自己的选择与决定，可以向宗教、道德、哲学求助，但不属于政治伦理的范畴。自由主义所关心的，毋乃是公权力（国家）如何判定恶、惩治恶、减低恶的作用。此之所以自由主义要求法治、要求程序正当（due process），理由即在于，恶的判定与惩治需要受到箝制与监督，不能由政府恣意裁决。很多反战人士——包括我们这份《声明》——要求，美国必须在联合国的架构之内行事，一个原因便在于，联合国的论坛至少可以发挥一些法庭程序性的节制功能。
至于有人说，古典自由主义“敢于面对现实、面对人性中的恶，不惜使用暴力来摧毁某些人——他们已经以他们的行为表明他们不认同人类最基本的某些规范——的生命以挽救更多人的生命”，我觉得太过简化问题了。面对一个如此黑白分明、利害立判的情境，谁都会善用如此有其必要的暴力的，何需自由主义的指点？问题是，暴力使用过后，会自动回到瓶子里吗？摧毁某些人、挽救更多人的时候，不会连带伤害更多、更多的人吗？使用暴力的人，不会上瘾吗？他不会私心包庇某些愿为己用的恶人、只去摧毁另一些不听话的恶人吗？恶人的恶是“用自己的行为表明”的，还是必须由控方举证、由第三者遵循法治程序来慎重认定的？在这些问题上，自由主义——无论古典或“左翼”——都有坚定、慎重、周详的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