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3期
中国知识界关于伊拉克战争的争论
作者：王晓明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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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明：反战的理由
几个月来，在中国，在世界各地，无数的人互相询问、激烈争辩：“你支持这场战争吗？”不用说，我是反对的。但我没有在北京一些文化人发起的反战宣言上签名：那宣言不但表示了对于战争的反对，而且给出了若干反对的理由，恰恰是其中的一部分文字，我很难完全赞同。现在就借这个机会，简略地说一说我反战的理由：
在今天的世界上，依然存在着一批原始的专制政权。它们依靠暴力和秘密警察控制社会，虽然有时候也改善一点人民的物质生活，却要人民交出各种自由作为代价，萨达姆政权正是其中的一个。这种政权的控制和剥夺能力常常如此强大，以至社会很难从自身形成真正有力的反抗：在这样的时候，国际社会的正义的声援就很重要了。人类毕竟是一个整体，地球各部分的生活密切相关。如果国际社会能建立一种大体秉持公道的协商、制裁和救援机制，以此对那些专制政权形成道义甚至实质性的压力，那是非常好的事情。一个人在家里虐待妻儿，邻居难道不应该谴责他、让他觉得不舒服么？在某些非常的情况下，国际社会甚至应该进行实质性的干预：那人已经在家里挥刀杀人了，邻居们理当破门而入。
但是，这里有两点必须强调：一，只有在非常情况下才可以干预；二，应该由国际社会共同来判定，情况是否已经糟到了必须干预的地步，又该如何实施这种干预。如果缺了这两条限定，谁力气大、胳膊粗，谁就可以自行判断，打上门去，那就非但容易陷入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搅乱那赋予干预正当性的善恶准则，而且很可能被人利用，打着惩罚恶行的旗号，实际却攫取一己的私利。以今日世界的实际情况来看，要坚持这两条限定，当然有许多困难，但我觉得，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如果撇开一国、一族或一个地区集团的利益，在什么是“非常情况”的基本判断上，国际社会还是能形成一定的共识的。某国大举入侵邻邦了，某个强权大规模屠戮人民了：遇到这一类的事情，公众还是能大体明确，这超出了人类容忍的限度。至于实际的协商和行动机制，现在有联合国，有联合国组织的各种“维和”行动（这并不是说，所有的“维和”行动都令人赞赏），更有大量国际性的非政府救援组织，在跨越国境的道义和实际干预方面，人类已经积累了不少的经验。如果那些有钱有势的政府愿意遵守上述限定，国际社会是能够找到公正合适的办法，对付萨达姆这样的专制政权的。
如果上面这样的说法大致不错，我就觉得，布什和布莱尔政府这一次急切想要发动的战争，明显缺乏足够的理由。和十二年前入侵科威特不同，目前萨达姆政权并没有采取特别骇人听闻的行动；伊拉克人民遭受的苦难，也大体如前，并没有特别恶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其北部库尔德人的境遇，还比从前稍好一些（当年萨达姆的军队用化学武器残害他们的时候，并没有哪个政府提议干预）。到目前为止，美国也没有提供真正令人信服的材料，证明萨达姆应该对“9·11”事件负责。你总不能因为怀疑某人可能作恶（因为他曾有过作恶的记录），就先将他的卧室一炮轰平吧？武器核查人员正在大规模展开检查，联合国也已经多次讨论伊拉克的问题，更不用说对伊拉克长达十二年的武器和经济制裁了，所有这些压力都正在产生作用，为什么现在突然等不及了，即使联合国安理会不授权，也要单独进攻伊拉克呢？
其实，布什政府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不能让美国人民再冒风险！”言下之意，就是美国决不能再被动挨炸，一定要四下搜寻，将一切可能的威胁都清除干净。我虽非美国人，也能大致想象“9·11”惨案对美国社会的巨大震动，一个向来养尊处优的人，忽然被狠咬了一口（这里且不论他为什么会被咬），于是情不自禁生出强烈的报复之心，也是人之常情。当年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政府将十万日侨关进集中营，就是前例。要是换了有些别的国家，如果也有今日美国的这般力量，那报复很可能更为凶狠。今日的世界上，通行的常常还是丛林法则，某个强汉不肯理性从事，一意要结果他的仇敌，旁人多半也奈何他不得。但是，明明是报复，是遭了暗算之后的怒气冲冲的寻仇，却另外挂出大旗，说我是在替天行道，大家都得出人出钱，那就未免欺人太甚；倘若借了举国上下的报复之情，暗行一党、甚至一群财团的私利，那就更是该遭严厉的谴责了。
我当然知道，政治人物是一定要拉大旗作虎皮的，布什们怎么可能直言自己发动战争的全部的真实目的？但是，我们至少可以要求自己，不要被那些蒙人的旗帜转晕了头。身处今日的现实，我们很自然会有一些鲜明的政治情感，一些强烈的理想的渴望。这是人的尊严所在，是理当珍重、并且始终坚持的为人的底线。但是，当面对复杂的当代状况的时候，我们也要注意，不要因为这一些心情的激荡，而错过了理解复杂事态的路口，走到简单化、表面化的路上去。比如，孤立来看，萨达姆和布什现在当然是水火不容；可是，多看一点最近二十年中东历史和美国外交的材料，再将视线扩大一点，看看世界上其他相似的情况，你就会发现，那些萨达姆式的专制政权，其实在许多时候，是和布什这样的右翼政府互相合作、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互为因果的。二战以后，美国为了“冷战”的需要，扶持了多少和其对手相似的独裁政权？十二年前萨达姆能那么猖狂，美国又该负什么责任？另一方面，也正是世界上大大小小、各种牌号的专制政府或集团，给了布什一类的政府充分的理由，对外扩张美国的国家利益，对内限制人民已经得到的民主权力。“9·11”以后的阿富汗战争（想想美国支持的那些阿富汗军阀的暴行吧，比塔利班政权又好到哪里去），美国国内一系列新的法令的颁布，就是近在眼前的例子。只看见目前美伊之间的对抗，而无视这两类政权的其他关联，甚至将布什要发动的战争理解成民主与专制的对抗，于是慷慨激昂，自觉站队：恕我直言，这是有点糊涂了。
再举一个例子，就是如何看待美国。像世界上许多地方一样，美国也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国家。它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都不是只有一个传统，而是一些不同的成分互相渗透、制衡，甚至严重冲突。自以为是上帝的选民、世界的中心，对别国的事情漠不关心，却觉得自己什么都对：这是美国人；不屈不挠地发掘美国历史的污点，尖锐地批评现实，对印第安人和黑人深怀愧疚，甚至跑到巴格达去当“人肉盾牌”：这也是美国人。贫富悬殊，称霸世界，大资本集团越来越强大，这是美国的现实；言论、结社、迁徙、选举……为自由和民主的奋斗寸土必争，诉诸制度：这也是美国的现实。“9·11”事件以后，芝加哥附近有大群的青年挥舞国旗、到穆斯林居住区大肆挑衅，纽约街头却也有妇女默默致哀、希望国人不要让愤怒冲昏了理性。即便是政治人物，有布什这样的总统，也有卡特那样的前总统，更还有马丁·路德·金那样的民间领袖，他们都能表征美国的一部分，也只能表征美国的一部分。倘若因为赞赏美国的社会制度，就爱屋及乌，觉得布什们也特别顺眼，却想不到今日美国的那些制度，正是民众及其思想家对右翼势力长期苦斗的结果，那当然是盲目；但如果反过来，因为憎恶布什政府和跨国资本的霸道，就完全不顾另一些基本的事实，将美国社会说得一团黑，好像与萨达姆治下的伊拉克没什么两样，那也同样是盲目。
今天的世界上确有民主和专制的斗争，有自由和奴役的对抗，但这斗争和对抗的战线，却不是划在布什和萨达姆之间，也不是划在美国和伊拉克、和那些与伊拉克相似的国家之间。虽然表现不同，程度各异，但在伊拉克，在美国，在世界上的每一个地方，都一样存在着强势和弱势，压迫和被压迫，存在着对生命的尊重、对杀戮的厌恶，和对强权的崇拜、对暴力的滥用，存在着争取自由、平等和民主的斗争，和竭力挫败这斗争的企图。如果你自命为一个自由和民主的奋斗者，那么，你实际上是和阿富汗的妇女、伊拉克的库尔德人，伦敦和纽约街头的成千上万的抗议者，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形形色色的萨达姆也好，大大小小的布什也好，无论他们之间有多大的矛盾，他们在当今人类基本政治结构中的位置，却决定了，他们都是属于对面的阵营。倒不是说布什们专门就干坏事，他们有时候也做一些好事，但我们却应该明白，这原因主要并不在几个总统或总理的决断，而在那促使、甚至迫使他们如此决断的公众——本国的和别国的——的意愿和压力。这一次法国和德国政府的表现，就是现成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