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4期
中国能否走出一条独特的道路
作者：温铁军 汪 晖 秦 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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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西欧战后福利制度很大程度上是和东欧竞争的结果。
温：他讲其实秉承西方核心理念的是美国中央情报局，他们仍然用各种非法手段比如贿赂、爆炸、暗杀。美国中央情报局因此就成了被批评的对象，这导致美国对内自由民主的理念成为一种制度，而对外继续是一种不民主的黑暗、暗杀。现在情况变了，所以他不得不帝国主义，只不过随着科技的提高而变成了精确制导。因此客观上它的这种理念并没有变成现实。
秦：你讲了两个问题。关于西方国内民主制度是怎样产生的，这一点我认为自由秩序从来就是超越了消极自由的人们创造出来的，也就是广义的社会主义者创造出来的，消极自由的理念是不可能实现自由秩序的。这不是一个让步的问题。其实你可以说自由秩序有一定的生命力。但是自由主义者对人性的预期是很低的，他认为人的德性是有限的，他是很现实主义的。而反自由主义的人都对人性有着很高的预期。
汪：我觉得在自由主义的体制的问题上，尤其应该从社会的角度论述。欧洲的自由制度从希腊时代就和贵族制度有很深的关系。贵族制度是排他性的制度，自由也是一样。
秦：我不同意，希腊的民主当然是平民民主。事实上就连过去苏联那套古代史也肯定古希腊民主的平民性，并且常常用以比较罗马共和国的贵族色彩。当时批判古希腊民主的局限性主要是说它不包括奴隶与外侨，而不是说他不包括平民。当然近几十年古典史研究的发展已经基本颠覆了所谓的奴隶社会理论。即便希腊罗马也没有过去渲染的那么多奴隶。另外一个被颠覆的就是“古代商业社会论”，人们现在认为古代的民主城邦是农民城邦，而不是什么工商业者城邦。古代民主既不是“奴隶主的民主”也不是“古代资本家的民主”，而就是一种农民民主。因此所谓西方民主一开始就与奴隶制合而为一密不可分的说法——现在许多人还经常以此揭露“民主的原罪”——根本就是站不住脚的。
汪：民主包括自由的导向。社会分层首先是贵族，然后扩大到国民，但国民或平民也是特殊的阶层。那时候有奴隶。早期社会主义者包括法国大革命以后的两派，比如孔多赛，他是那个传统中真正反殖民主义的，这很少见。因为别的革命者觉得自己得到了自由。这就是为什么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会对社会主义有同情心。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许多社会民主主义者动员工人阶级投入帝国主义战争，这使得更为落后的国家的工人阶级对这些社会民主党人感到失望和愤怒。
秦：实际上我讲的社会主义比你讲的还要广义得多，包括新教制度等等。自由制度是个很世俗的制度，而世俗的制度偏偏就要有强烈的宗教精神，才能创立出来。如果讲公共产品的话，自由产品是最具有公共性的产品了，自由一旦争取到就是所有人的自由。
汪：可以讲基督教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一个历史传统，这一点与自由主义是相似的。但是，在斯宾塞、斯密的书中，可从来没有说过这一点，自由的排斥性是很清楚的。
秦：我讲的自由简单说就是所有人之间如果发生关系就是交换关系，谁也不强制谁，但是事实上强制是人类原生社会不管哪个国家都不可避免的东西。后来强制为什么就变成自由秩序了呢？那的确是靠一些有献身精神的人，不管他们的出发点是基于宗教还是别的什么，广义上都是社会主义，因为他不是个人主义。消极自由主义就是这样理解的：人只要维护自己的权益，同时不要妨碍别人的权益就可以了。那就成为三个和尚无自由了。所以你没有一种超越自由主义的精神就无法达到真正的自由。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但也许你有这种精神，得到了这个东西你就要强迫别人，因为你有道德优势。这就有两种现象，第一种，你是个犬儒主义者，只关心自己的权利，除此之外什么都不管，如果所有人都是这样这个社会就不可能建立自由秩序；第二种，就是有牺牲精神，获取了自由之后强加于别人，那就是霍梅尼那样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也不可能有自由。只有那些愿意为自由付出的“圣雄”，包括甘地、曼德拉，他们从广义上说都是社会主义者，但是他们好就好在他们自己是社会主义者的同时，又不以自己有道德优势而强迫别人也必须是社会主义者，或者更简单地说，他们不仅允许别人不是社会主义者，而且还为别人这种“不是的权利”而斗争。
汪：强调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区别有什么意义呢？
秦：我恰恰认为至少在当前的中国，没有必要强调这种区别，所以我才经常讲“共同的底线”，所谓共同的底线，也就是自由主义者与本来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者的价值重合之处。我要说的是，如果把社会主义理解为我可以用某种道德优势去强制别人，使他们依附于我，这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了。
汪：我完全同意这一点。同样，把自由主义理解为用某种道德优势或历史必然性去强制别人，使他们依附于我，这也不是什么自由主义了。
建立民主的制度的三个难题
制度成本资源紧缺民族问题
温：还是回到我们刚才的问题：中国有没有可能走出一条不同的道路来？
秦：如果像你说的那样，发展就是经济结构模式，包括高资源占有、高能源消耗，恐怕更大的可能是与其说取决于社会模式不如说要取决于人类将来的技术发展水平。
温：最近这五十年，人类虽然有了巨大的技术进步，但是在能源与能源材料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秦：但是单位能源造成的产值在石油危机之后确实是大大提高了。
温：同时造成了发达国家制造业的移出。
汪：在目前看来中国走的这条路实在是没有任何特殊性可言。
秦：这条路也许走下去是死路，但是我们学习西方的模式主要指的不是学习他们的消费，而是要像他们一样有独立的人格。而那些东西在西方是华盛顿时代就已经有了。那时候西方国家经济水平、消费水平还很低。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把民主制度与高消费纠缠在一起，以我们不能像人家那样消费为由，就说我们不能拥有其他的东西。所以我的回答是：我们不可能走那样的比如高消费的道路，但是是否能大体上建立一种类似西方的社会民主制度，我认为还是可能的，因为这是两个问题。
汪：问题是依靠怎样的制度才能让我们不走这条死路呢？如果西方的制度没有做到，我们如何做？
温：那么接下来是一个现实的问题：西方现在这个比较民主的制度是建立在法律维护社会秩序的基础上的，法律制度本身靠的是相对充裕的财政支持和警察系统的维持，而不是靠人们的道德观念。那么没有财力怎么维护民主制度？
秦：任何国家运作都需要成本。如果你把足够的财力理解为西方那么发达的财政恐怕就很难解释当年的美国民主了。华盛顿时代美国的财政是你讲的那种“充裕的财政”吗？
温：假定我们认为不可能形成那么大的经济量，50％的城市人口都难以维持这种消耗，于是就有相当一部分人要维持在农村村社、小农经济之下，对于他们就难以提供财政以维持这样的法律社会。
秦：但是美国民主制度产生时代的经济水平比我们现在还要低。那时不是什么50％的市民，而是只有5％！
温：在1960年代民权运动以前美国也并没有建立起一个真正的民主制度。
秦：那你怎么理解连列宁这样的人都认为美国的制度比普鲁士优越得多？1960年代之前美国民主程度也许没有这么高，但是基本要素当然还是有的。否则连民权运动本身出现的前提都没有。
温：民权运动可以出现。但是他的成功、反战，和当时的社会环境，整个社会的民族民主运动以及和世界上另外一套体系也就是社会主义体系，都密不可分，缺一不可。
秦：我想我们所指的也不是“西方特有的制度”。相对缺点比较小、比较少的一种制度。也许细节和西方不同，但是大致还是可以建立的。而且成本也许并不像我们想象得那么高。温：假定把你的观点作为我们的讨论前提，就是中国不可能按照外延扩张的高消耗的消费主义来构建中国的经济，同时假定还有相当部分人口比如50％生活在农村，按照未来十五亿人口的规模，长期看中国只能选择一条独特的社会治理方式，恐怕还要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那么就是说还有一条路，要吸纳西方的一部分理念，而执行方式可能要和中国自己的情况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