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4期
中国能否走出一条独特的道路
作者：温铁军 汪 晖 秦 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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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问题，我们有没有可能按照现在西方的自由主义的理念来构建中国在现在这样一种国情之下的民主制度呢？我同意秦的两种并存，但是在中国目前的状况下，比如说二十一世纪我们必须靠西部自然资源才能过日子，即使你“可持续”，你也至少要“有”，否则就没有起码的生活条件可言。这是毫无选择的。所以恐怕这种社会制度的安排也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也就是说它能不能走得出去，现在还很难说。我们再看，由于中国事实上在1980年代形成了资本异化于劳动，1990年代形成了金融资本异化于产业资本，垄断资本的形成从来不会因为国家的兴亡而放弃自己的垄断利益，这样谈判的过程就尤其困难。所以对于前景的预测很难乐观。
那么未来中国会有什么样的前景呢？第一，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出现对内以民族主义为动员工具，同时会严格控制你的资源地，尤其是水资源和油气资源，因此不平等的剥夺依然照旧，乃至于随着城市化的进程，还不得不对土地进行剥夺，因此矛盾会加剧。那么总的看来社会将出现什么问题？当垄断部门不出让自己一分一毫的利益的时候剥夺会加重，矛盾会加剧。
秦：从逻辑角度出发，不管从汉族内部还是从民族关系分析都会得出一个可能会乱的结论。但是我觉得历史的发展很多环节都还有选择的余地。
温：就像把中国解决农业问题寄希望于技术的发展。
秦：任何一种决定论都是不完整的，不管是经济决定论还是文化决定论还是资源决定论。
温：但是最有可能起关键性作用的就是资源决定论。
汪：虽然困难重重，但重新思考发展模式的问题是重要的。
温：因此当我们有这样一种合乎逻辑的最终结论的时候，所有的主义之争就不重要了。
秦：还是很重要的。比如我就认为这样的困境正是因为民主滞后造成的。
汪：我和你的分析方式不同，倒不是在是不是自由主义上。我也认为民主滞后是一个问题，但认为单因地考虑问题恐怕于事无补。我们每个人的思想来源很多，但是在做历史分析的时候，必须把自己的东西先放在一边。你说这是由民主滞后造成的，但是如果从历史的角度分析，我们不如分析为什么会有这种滞后，然后促成问题的解决。这才是个问题。
秦：这两个问题可以同时存在嘛！
温：我觉得今天的讨论已经很深入了，也就是谁也不可能给中国找到一条独特的道路。
汪：但是寻找一条不同道路的必要性是很清楚的。
秦：这种“不同”的意义何在？尤其是不同于所谓的“西方”，什么叫作“西方”？谁又能自称代表“东方”呢？
汪：西方也在寻找新的道路。这个不同并不是在东方和西方的二元论中界定的。我已经说过多次了。没有人反对学习西方，但如果西方走过了一条殖民主义的道路，我们也要学吗？工业化过程造成的严重的环境危机正在全世界蔓延，中国的环境危机已经如此严重，难道我们就不需要反省吗？寻找一条“不同的”道路是全世界面临的课题，并不仅仅是中国的课题。但我们的讨论至少说明了特殊的历史境遇，这个境遇也决定了我们在借鉴别人的时候不能完全照抄别人的经验。在这个意义上，还是存在着“独特性”，只不过不要将这个独特性看成是与其他社会完全隔绝的独特性。
温：东方西方问题不大，其实一百多年来我们不是都在寻找道路吗？我们能不能就把今晚建构的逻辑作为一个框架来考虑问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解构问题，我们已经不再按照过去的那套语言方式来分析问题了，我们已经非常现实地看到我们要走一条什么路，包括对历史书里的分析也包括对现状的预测都是要解构这些东西，但是在解构之后能不能再建构，我觉得还没到这个时候。
汪：我赞成，但我认为在说到一个问题时要先把它从历史中澄清出来。
秦：我认为有两点，第一要讲求事实，第二要符合逻辑，不管什么左派右派。
汪：我赞成。但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先要说出你的分析和道理，了解别人的逻辑和出发点，然后再谈什么左派右派。不然，我们连这个左右是如何分的都不清楚。
温：今天最大的好处就是放弃了派别之争。也就是我们对二三十年来的发展基本梳理清楚了，而对今后的预测我觉得很难有一个描述，但是逻辑已经形成了。
（注：本刊下期还将刊出秦晖、汪晖、温铁军讨论的另外一部分内容）
温铁军，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三农问题：世纪末的反思》等。
汪晖，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死火重温》、《汪晖自选集》等。
秦晖，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市场的昨天与今天》、《农村村社、改革与革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