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4期
母亲去世之后（小说）
作者：何玉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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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一瞬间，我忽然感觉到了一点什么不同。我不说话，只是看着她们。
这次我看清楚了，她们的表情有些慌乱。
我说，你们在外面说什么呢？
四丫说，没说什么。英子也说，没说什么。
我的目光盯住英子。
英子显然是经不住盯的，吞吞吐吐地说，我们……我们是在说……
四丫接过去说，我们是在商量，能为你做点什么。
我看着她们，还是相信了，还是愿意认为那点不同只不过是背后的不想让我知道的好意罢了。我凭什么不相信呢，除了她们，我几乎没什么可相信的人了，甚至包括我的哥哥。我希望相信她们，我也只能相信她们了。
我又一次闭上了眼睛。
我听到英子说，姐，你说，我们能为你做点什么呢？
我感到这声音似从远远的地方传来，怯怯的，少有底气，瞬间就会飘然逝去。
我说，不必，什么都不必做，这是我自己的事。
我听到四丫说，姐，你的事就是我们的事，需要做什么，你只管吩咐。
四丫的声音除了少有底气，还多了几分有距离的客气。我仍然说，不必。
这天晚上，我没再留四丫和英子，我说，谢谢你们，你们该回去帮家里做点事了。她们说，家里没什么事，你这儿才更需要人照顾。我说，我一个人能行，我也想一个人安静会儿。
临走前，心直口快的英子说，姐，打开窗户说亮话吧，你刚才说的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我和四丫天生不是干大事的人，除了这事，你需要帮忙尽管说话，跑跑腿出出力的事是没说的了。
我听着，没有说话，眼泪却流了出来。她们看着我的眼泪，颇感宽慰地走了。我知道，我们的关系再也不可能恢复到从前了，为此，我真是十二万分地懊悔，为什么要对她们说出来？为什么不能像从前一样对她们有所保留，既然明明知道她们承载不起？
两天之后，我的高烧竟奇迹般地退去了许多，我忽然觉得肚子里空空的，非常地想吃东西，也非常地想在镜前照一照自己了。我知道这和我将要付诸的行动有关，我望着镜子里瘦了一圈的自己，心想四丫她们其实还是多虑了，虽说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我总不会求她们和我一块儿去杀人的，就是有杀人的心，我也没杀人的胆呀，就是有杀人的胆，我也没杀人的力气呀，杀不死李福，倒会让李福把我杀死了呢。我才不那么傻，我要不动声色地神不知鬼不觉地弄明事情的真相，让李福他们在真相面前一败涂地！
我做了自个儿最爱吃的小米山药粥，吃得热气腾腾，吃得满身的精神，然后，便走出屋门，走出院子，迎了有些刺眼的阳光，往李福家的方向走去了。这是个暖洋洋的下午，我发现，雪已经彻底地消完了，南墙根下只剩了片片的湿痕，满世界是阳光明媚，空气清新。
李福家住在街的西头，街的地势是由东向西低下去的，因此西半部通常都称坡下。坡下地势低，不识字的人也多，从前没一个当过村干部，直到文化大革命，坡下才有些翻过身来，有人当了生产队政治指导员，还有人到了大队，作了支部委员。更让他们振奋的，是现在的村支部书记也是一天学没上过，全村的人照样得听他的。现实告诉他们，第一重要的不是识不识字，第一重要的倒是千万别识字呢。
李福家正屋的房门关着，一侧的厨房、仓房的门却是开着的，我先悄悄进了仓房，角角落落都翻了一遍。我见过生产队的那种口袋，厚厚实实的，土黄色帆布做的，印有生产队的字样。但这里不要说帆布口袋，就是平布口袋也没有一条，盛粮食的只有两口水泥抹的大缸。我又去厨房查看，倒是有两条盛米面的平布口袋，却都是补丁摞补丁的。口袋没扎口，其中盛面的口袋里有一摊黑色的类似鸟屎的东西。口袋旁就是灶台，灶台上摆满了没涮的碗筷，一只老鼠在碗筷之间自由地窜来窜去。我恶心地呸了一口，本想再去正房的，忽听得正房的门吱呀一声，李福的老婆问道，谁呀？我急忙躲在了厨房门后。
我的心几乎要跳出来，听见她的脚步声愈来愈远了，才敢探出头去，恰好看见她一头乱蓬蓬的头发消失在院门外面。她的孩子们都在上学，李福白天也不会在家的，就是说，这会儿李福的家里是一个人也没有了。我不想放弃这天赐的机会，飞快地从厨房溜进了正房。
正房只有两间，每间都有一条大炕，炕上没铺炕被，只有一领席子，席子上是两条已看不清颜色的没叠的被子。房里唯一的家具，就是里间的一张三屉桌和里间炕上的一只坐柜了。我不甘心地开了抽屉，揭了坐柜的盖子，自然仍是没有我要找的东西。抽屉和坐柜里没有一件东西是值得装进去的，几个用作业纸叠的三角，一堆花花绿绿的玻璃球，几双有破洞的袜子，一团脏兮兮的揉在一起的衣服。我嫌恶地看着，心想过着这样的日子，李福哪来那么大的精神整人呢？或许正是这样的日子，才使他愈发地有了整人的精神？
我确定李福家不会有那口袋了，紧接着就往支部委员李卫东家去了。我不知为什么要往他家去，似乎那天晚上审讯母亲的三个人，都有了偷麦子的嫌疑；或者说我其实一心只想在这三个人里找出偷麦子的人来。
李卫东家也住在坡下，但比李福家热闹了许多，屋里像有许多女人说话的声音。我知道这是爱串门子的女人聚在一起了，她们说起话来是顾不得外面的。我直奔仓房和厨房，如饥似渴地翻来翻去。他家的口袋可是多多了，大的，小的，帆布的，平布的，足有十几条，可每一条上都写了个“李”字。我细细翻看那几条帆布的，试图发现涂改的痕迹，结果一无所获。我又翻遍了所有可能藏口袋的地方，仍是没有任何发现。
下一个自然该是生产队长田有发家了。田有发是多少识些字的，地里活儿干得也不少，不像李福只会晃来晃去地搞革命。但他太势利了，竟和李福他们坐在一条板凳上整我的母亲，这样的人谁敢保证他在饥饿的年代不去偷两袋麦子呢？
我想今天真是苍天在保佑我，田有发家也是空无一人。我把几间屋子都翻遍了，连猪棚上面用来盛饲料的二层都没放过。但从他家走出来时，依然是两手空空。
回到家里，我浑身无力，摸一摸脑袋，似又有些发烫了。我抬头看看母亲的遗像，觉得她在嘲笑地望着我，她像在说，你这种偷偷摸摸的行为太让人失望了。我说，那您说我该怎么办？我不偷偷摸摸又该怎么办呢？
看了一会儿母亲，忽然觉得孤单得要命，再也不想在屋里呆下去了。想起家里的玉米面早吃完了，一天拖一天的，总也没往磨面房里去，便背了半口袋玉米出了家门。
磨房是大队办的，由于全村只此一家，磨房就每天每天地排着长队。我把口袋放下来，发现前面已有几十个大大小小的口袋。磨面的是一个大队干部的女儿，她戴了只大口罩，只露着一双傲气的小眼睛。在这村里，磨面也算是让年轻人眼红的活计了。我问她什么时候能磨出来，她说，那谁知道。我说，能不能先给我磨？她小眼睛一瞪，说，为什么？凭什么呀？说这话的时候她正从门口拖了排在前面的一只口袋往磨面机那边走。我正想挫挫她的傲气，忽然发现，她拖着的那只口袋上有“××生产队”的字样。天呀，这不正是我要找的口袋么，土黄色的，帆布的，打了生产队标记的……我立刻换了笑脸，上前帮她一起拖着。她依然冷漠着，说，不用套近乎，没用。我说，一个玉米面，早天吃晚天吃的怕什么，刚才不过开个玩笑，我怎么好让你为难呢。她的脸色果然缓和了些，说，人人都想早磨出来，我也没办法。我说，这是谁家的口袋？她说，你们队会计家的。我说，会计张彬？她点点头，说，她家闺女背过来的。
我和磨面的女孩一起把口袋里的玉米倒进了磨面机里，然后我便再次认真地将口袋看了一遍。没错，和我见到过的生产队的口袋一模一样，只是“生产队”前面应该是“第二”两个字，但像用什么东西涂过，细细地看才能辨认出来。我看看四周，除了磨面的女孩，只有两个老太太等在外面，她们只顾闲聊，一点没注意到这里。我放下口袋，又把排队的几十个口袋挨个查看，确信再没有第二只那样的口袋，才顾上想想张彬。我想，怎么会是张彬呢？要是母亲知道果真是她保护过的张彬干的，她会多么伤心啊。我还想到另一种可能，即张彬只是借用生产队的口袋使使，虽生产队的口袋一向是不外借的，但他是生产队会计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