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4期
老翠（外二篇）
作者：杨鸿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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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年，天寒地冻的，”我爸爸说起大厚来很记挂他的样子，“气温很低，自来水管里的水都被冻成冰了，生产实验都无法搞，生活用水也很紧张，喝水都成问题。大厚跑到室外铲了两大桶雪回来然后用蒸馏器烧了蒸馏水，冷却的蒸馏水再用茶壶烧开，他拎着壶一个办公室一个办公室地给同事们送开水，大家都被他感动得不得了。大厚这个人太厚道了，有一次，他下班时见一个农村老奶坐在街边搓脚打滚地哭，他上前问候，旁边人说老奶攒了一篮子鸡蛋来卖，卖得四五块钱，准备拿去买点盐巴，盐称好了，钱没了，被小蝥贼偷了。大厚二话没说掏出二十块钱给老奶，还带她去称了几斤盐巴。那老奶对大厚嗑头作揖仿佛碰到了活菩萨。还有一次，半夜三更的，老咀山矿职工医院在大广播喇叭上紧急呼援，说有一产妇大出血，需要紧急输血救命，大厚听了从被窝里爬起来就往医院跑，还拎去公家限额供应的几块红糖……”
大厚是典型的北方人，身材魁梧英俊，一表人材，文凭高，人品好，只是不知他哪根筋搭错了地方，每天要骂那么两场。总有热心的人要给他介绍媳妇，介绍人都怀着善良美好的愿望对姑娘隐瞒他的“缺点”，老咀山矿长大的姑娘都知根知底的，不愿意跟他，人家给他介绍的姑娘都是外地才分来工作的或者就是外地人。当然介绍对象的事最后都黄了。老咀山矿人爱护大厚，专门派人带他去昆明治过几次病，不见有好转。
“文革”结束不久，大厚这种科研单位的老大学生知识分子忽然都像陈景润、蔡希陶一样稀奇起来，特别地受人尊重，他骂得少了，最后干脆停骂了。他北京的家人想法子把他调回了北京。
有关大厚的最后一个消息是我爸爸的老乡劳资科的赵叔叔讲的：大厚调（下转第165页）（上接第157页）回北京，矿领导考虑很周到，专门派我出差护送他回京，毕竟他曾经精神不正常。我是好生生的把他送到他姐姐家的，他父母早去世了。两年后我到北京出差，顺便到他姐姐家看他，他不在，她姐姐抹着眼泪说大厚在精神病院里。她告诉我，大厚回北京后家里人都以为他的病好彻底了，因为有三年多他都不骂了。家里人就张罗着给三十老几的他介绍了一个对象。都要结婚了，有一天他和她走在大街上，不知咋的，他忽然犯病，亮开嗓子旁若无人地骂将起来……
别了，司徒雷登！别了，大厚！
1968年四五月间，老咀山矿各派间的武斗闹得很凶，每个人都认定一种革命理想，然后“誓死捍卫”。大厚是“大联”派的，这天他和他的同志们十多人退守到职工二食堂，夜间肚子饿了，大厚因为是北京人擅长做面食，被派去灶房里帮师傅和面蒸馒头，其余同志在外面开会密谋。馒头蒸好了，师傅让他去外面喊人来吃。大厚的同志们因情况险恶，没有来得及通知他，悄悄撤离了。大厚追出去找同志们，路遇敌对派“红联”的一伙人，那些人狠揍了大厚一顿。——这是有关大厚精神不正常之说的一种版本，较可信。
杨鸿雁，编辑，现居昆明，曾发表散文、小说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