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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非的日子（１９９６—１９９９）
作者：黄晓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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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人还是天生的艺术家，他们的艺术感觉非常好。南非最有名的旅游纪念品是木雕，大小商店，形态各异，充满非洲风情的木雕制品吸引了许多世界各地的旅游者。
我最喜欢的是那种路边小摊：随便铺一张塑料布，“街头艺术家”在那里现做现卖。一块木头，或白的、或红的、或黑的在他们手里不停地转动，唯一的工具是一把小刀。一会儿线条出来了：流畅、简约；一会儿有模有样了：生动、细腻，看得我瞠目结舌。
这些手工艺人基本没念过书，从他们蹩脚的英语对话里就可得知，因为南非所有学校都有普级英语教学。但他们对艺术的理解、诠释，通过那些抽象的图案、夸张的造型，表现得淋漓尽致，他们的作品没有半点匠人之气。
我每次回国都要带上许多这样的木雕艺术品，价格很低廉，国内的许多朋友，特别是一些搞美术创作的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一直想在国内开一家小店，将南非遍布大街小巷的“街头艺术家”请进店堂，将非洲独特的文化带给我们，那将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东北老俩口
在离约堡市区约20公里，住着一户从哈尔滨来的夫妇，都50出头的样子，已有花白的头发。这一带住家很少，房屋零零星星散落在茅草丛生的旷野里。他们的家与众不同，房屋四周的茅草被拨（拔）得干干净净，种上了绿油油的蔬菜，养了几十只小鸡，随处可见在屋前屋后觅食，活脱脱一幅中国民居图。
约堡华人圈子里都知道他们老俩口，经常到他们菜地里选购一些窝笋、大白菜等当地超市根本见不着的稀罕物。至于他们随处放养的、不食饲料的“土鸡”更是我们的至爱，这种鸡才有鸡味，超市里现代化养鸡场出来的鸡如同嚼蜡，是没有办法比的。
别看他们现在生活静如止水，一片田园风光，其实他们也是久经商战沙场，从“血雨腥风”中走过来的。
他们1980年代就走出国门，先后辗转于东欧、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匈亚利等，跟大多数国人一样，也是两手空空从摆地摊开始。凭着骨子里的坚忍（韧）不拨（拔），不屈不挠，慢慢站住了脚跟，生意有了起色，成立了专门的进出口公司。随着俄罗斯经济的兴起，他们又将精力转向俄国，高潮时他们有雇员30几个，帐上进出的资金都以百万计。
哪知天有不测之风云，商场如战场，处处有陷阱。亚洲金融危机波及俄罗斯，加之他们当年从温州进的羽绒服遇到不法商贩，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羽绒里掺了大量棉絮，亏得血本无归；后又卷进一场黑社会追债纠纷，伤了元气。
他们到南非以后就再也没有涉足过商场，购置了“一亩三分地”，从国内带来种子、菜籽过起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生活。
最近他们又开辟了一个新领域——种磨（蘑）菇，温室已盖好了，肥肥胖胖的圆磨（蘑）菇一片白花花。磨（蘑）菇是西餐里的主打菜之一，市场前景会比仅仅局限于华人餐桌上的白菜罗卜好得多。
回国以前，我专程去向他们二老告别，但见他们“自留地”里已有拖拉机在欢唱，开垦的面积大了许多，有一眼望不了头的感觉。老先生告诉我他近期倾其所有购置了近50亩荒地，准备大干一场。
他说：“土地是最朴实的，你丢下种子，它就发芽；你付出汗水，它就丰收，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他的理想是办一个农场，种蔬菜、种鲜花、种磨（蘑）菇、种木耳；养鸡、养鸭。
他还不无幽默地说：“南非的荒地太多了，多可惜！这里的气候好，土地肥沃，我想在这趟趟路子，看国内的下岗职工能否在这发挥作用，找到出路。可惜我没有资格当签证官。”
但愿他们的理想早日实现！
不走运的安妮
安妮来敲我房门的时候是凌晨六点，急促的敲门声伴着她惊慌失措、语无伦次的呼叫：“简妮快开门！受不了！快帮帮我！”
我跃下床，光着脚丫打开房门，安妮的失魂落魄令我大惊失色：“你怎么了？脸色这么难看？头发也乱糟糟的，还有一只鞋呢？”
她倒在我怀里失声痛哭：“我走投无路了。今天早上我是要去德班收一笔货款的，你知道好说歹说那个印度佬答应先给我20万，可早晨一出门发现我的汽车被泼了红油漆，整个车腥红一片，怎么办哪？”
她说的汽车被泼红油漆可不是一般的恶作剧，那是南非最大的黑帮组织——台湾竹联帮的“最后通蝶（牒）”，意喻大出血，搞不好要出人命的。安妮前段时间借了他们的高利贷，肯定是没有按时归还。
安妮是典型的上海小姐，弯眉细眼，平时说话声音轻轻、软软的，任何时候都给自己收拾得清清爽爽的。她在上海长大，1978年高中毕业刚好躲过上山下乡，她的姑妈在香港，占着这层关系，她八十年代初嫁到香港。夫君是做黄金饰品生意的，当时可是赚得风车水转，用安妮的话说：在香港的日子从没有为生计担忧过，对金钱也没什么概念，别人拥有的我都拥有。
他们人生的第一次失误是“97移民潮”，因为姑妈一家是解放初期从上海移居香港的，按惯性思维对共产党缺乏信任，对“97回归”心存恐惧。姑妈一家先是随大流移民去了加拿大。受其影响，安妮与夫君“深思熟虑”选择移民南非。
他们的想法很天真，南非是黄金钻石主要出产地，应该与他们的生意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在股市、楼市大跌时不惜壮士断腕，2000多万的身家缩水一半。
到南非后他们买的第一幢房子在约堡至尊高尚住宅区，与前南非总统在一条街区。
可惜他们的黄金生意根本没有可能开张，因为南非虽然盛产黄金珠宝，因属国家支桂（柱）产业早就被政府、世界财团所垄断，哪里还有残汤剩水？至于饰品加工，南非市场的黄金饰品销售对于香港而言不能望其项背，零头都不足。款式、品种都十分有限，没有什么发展空间。
这样他们只得重拾中国人的老行当——开餐厅。也许是太想找回过去失落的旧梦，他们做事总是很急躁。完全没有涉足过餐饮的安妮夫妇，花300多万兰特兴建了“中国城大饭馆”。
南非的华人结构有点特殊性，90年代以前华人90％是台湾人。因为很长一断（段）时间南非都是台湾最大的外交伙伴，至到1998南非才同台湾断绝外交关系，与大陆建立外交关系。
虽然同为华人，不同的生长环境自然构成了不同的社会团体与社交圈子。因此台湾人、香港人、大陆人有时是格格不入的。
安妮的餐厅问题就出在这里，“中国城”刚开业的时候，因豪华气派还是热闹了一阵子，慢慢就走下坡路了。作为主要食客的台湾人，更愿意去台湾人自己开的店，他们除了吃饭，还要聊天、交际。
当然除了我们中国人，还有共（其）他消费者，但白人太理性，往往一人一个炒饭或套餐。豪华餐厅还是要靠“八菜一汤”、“十菜一汤”来支撑。而黑人是很少有能力走进餐厅的，更不要说“豪华”中餐厅。
米色提花的纯羊毛地毯、绛红丝绒台桌，但门可罗雀。我常常看着安妮精心粉饰的面容，掩饰不住内心的焦虑与恐慌。在异国他乡一切都得自己扛着，没有谁帮得上谁的忙。
“中国城大饭店”苦撑二年多，最终还是关门了之，据说财产又缩水一半。安妮一家也从“前总统邻居”家搬出，迁至一普通社区的Town House。
在南非生意做得最好的香港人，毫无例外都是搞贸易的。南非才刚刚摆脱了殖民统治，经济发展很不平衡，针对黑人市场的中低档轻工产品几乎是空白。而贸易一贯是香港人的强项，所以在南非流传许多香港人制造的神话故事：
当音乐圣诞卡刚出现的时候，黑娃对翻开圣诞卡就能听到悦耳的乐曲惊奇不已！一香港人靠这种卡片，一个圣诞节就赚了一幢别墅。
还有一种杀蟑螂的粉笔，在墙上或地上画一笔，蟑螂爬过时就一命鸣（呜）乎（呼）！又一个香港人用5万元的本金捣腾这种粉笔，也赚了一幢别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