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6期
生活方式与消费文化
作者：黄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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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个例子来说，传统中国，人际关系很多反映在亲情、尊老上。现在的消费主义文化使我们年轻人去蹦迪了，高价去买演唱会，和老人在一起的时间也许变得很少。虽然这种变化似乎很难去做定量研究，但是不是不可以做。特别是不用问卷，而是长时间的观察、思考，当时也没有任何先进技术设备电脑，什么也没有，但是他们深入地把日常生活中细小的琐碎的不被人注意的东西，重新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然后重新去梳理里面复杂的关系，细致地把日常生活纳入研究的领域，去寻找它们之间可能的关系。这样的研究也许得不到经费，也许五年发表不了成果，也许发表了别人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可是，这对研究当代青年和当代社会变迁，是很重要的。现在的青年是一个很大的群体，一个社会里青年如何看社会、看未来，关系到社会和未来。他们怎么想，怎么过，怎么交往，怎么打发时光，如何吃喝，是很重要。这一切，都可以去想，可以去做，可以去观察，去测量。比如哈尔滨王雅林教授多年来研究的生活方式，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就可以看到其中的意义。再比如我的同事陈昕，他参加了我前面提到的在北京和天津的消费主义研究，后来他在做博士论文的时候又把这个研究拓展到京津农村，他的研究论文很快要在江苏的一套文化研究系列中出版。据我所知，这是目前国内社会学领域内第一个研究消费主义如何从城市向农村蔓延的。
最后一点，就是所谓欲望和激情不是天然的、自然的。现在全世界的人包括劳苦人民还是想过上好的生活，这没有任何问题，更没有理由去指责。但是有两个重要的结合，是消费主义文化向社会各个阶层蔓延的前提，一个是大商人、商业集团和包装他们的广告业的结合，另一个是广告业和媒体的结合。他们不断制造出种种诱人的生活方式和欲望。一个人要活下去，要活得舒服，身心健康，其实本来是不需要很多东西的，你何必需要那些和那些带有符号性的象征着巴黎象征着美国的东西呢？那些东西也未必真的能带来身心健康和舒适，可是让我们广告商和媒体这么一结合，好像如果我们没有，我们就落伍了，就跟不上时代了。这样一种欲望是由两个东西的结合给制造出来的。我有个朋友，是国外一所名牌大学的主任教授，他假期冒充一个普通员工来北京应聘，给一家广告公司打工。他想了解广告公司的动作，几年下来，他发现广告公司是精密策划出来的，也许在电视上放出来是十五秒，或者有时更长一段时间，给人的感觉是多么自然，觉得应该是天然应该如此，可是制作过程是相当复杂。这种东西，为什么我觉得在中国要命，那就是人均自然资源或可利用的自然资源的稀缺。
在可见的将来，我们不要盲目地乐观，总以为能源耗尽了就有可替代的能源出现。我们过去的增长，是高耗能、高污染、高投入。高耗能，不是说总耗能量，而是说每单位能源的利用率并没有大的改进。发展同时产生出高污染，这样一种生产方式如何支撑挥霍奢侈？西方国家讲的可持续发展，主要讲的是对未来子孙后代的发展问题，以及珍稀动物植物的保护等，而现在对我们来说，可持续发展更具有直接的紧迫性，如果对自己都造成了危害，由污染产生的各种疾病正威胁着我们健康，再不讲可持续发展，以人为本的发展，经济—社会—文化协调发展，那就要受惩罚。我们的卫生部门有些数据表明，由于片面追求增长带来的水污染、空气污染和食品污染，它们已经给人民带来了很大的危害，该花在这方面的的资金、人力、技术、资源是巨大的，却花到了不该花的地方。现在农村还有大量的常见病，结核、肝炎等，收入提高了，这些疾病本来应该是下降的。有许多村乡，医疗和防疫分开了，结果是防疫系统先垮了，后来医药再分开，药业率先商业化，医生成了药商赚取病人的钱财的中间环节，病人不了解情况，还以为是医生如何坏，只能骂医生。农村许多人干脆小病拖、大病抗，有的甚至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我们的城市情况也一样，各种疾病都有，什么脑血管、脂肪肝、心血管，还有许多新的疾病，包括什么艾滋病、乙肝。这样的一种片面发展与追求奢侈生活—消费方式，究竟能支撑多久？
社会的发展进步反映在生态意义上、环境意义上和我们生活的质量上，我们每一个人生活幸福与否，不是你有多少钱，而是真正实际上我们的安全感和幸福感，这和消费并没有正相关的关系，更没有因果关系。我们测量社会发展，很多时候只看GDP和收入，比较或严重忽略社会与文化（包括健康）指标，至少说忽略带有文化和日常生活的指标。一个社会除了物质富裕精神的充实，制度和政治文明，还有亲戚邻里同事基本的信任安全互助，人们的身心健康身心状态，这不只是一个简单的道德伦理问题，也是在很技术的层面是否可持续的问题。
我们面临的一个挑战，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是东西冲突或说越来越“西方化”，中国传统还要不要的问题。这样一种消费主义文化、财团和媒体的结合，对西方来说也是一个新东西，对各个国家来说，也构成一个挑战。法国，也是在有意识的抵制美国的快餐文化；英国，也遇到了传统的文化如何延续的问题。只不过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还要多一层，既有中外、中西文化碰撞问题，也有如何处理消费主义文化的问题，是双重的文化挑战。
刚才我讲可持续发展，第一是因为要生物多样性，第二是因为要文化多样性。生活方式，还要不要多种多样？在生活方式和消费文化面前，我们还有没有选择？有些人认为你在怨天尤人，这还能阻挡吗，这是潮流吧？不过我觉得我们可以非常冷静的分析。中国纳入的现代、甚至是“后现代”的消费文化的可能性有多大？按照现在乐观的估计，我国达到全面小康时人口（以现在的增长速度）会达到十六亿，最快的城市化水平也就百分之五十，就是说，到时候还有八亿人在农村。我们多少年来是人多地少，还有很多是盐碱地、严重干旱，森林也不多，人均淡水本来就少，污染也很严重。这是很现实的，我们在这里完全不必谈道德、正义、理想，而是应想想我们下面能走的步子的基础是什么？我们和先发国家的重大区别是什么？中国，以及印度、巴西等人多地少的发展中大国，我们与先发国家的主要区别是：我们的矛盾主要靠自己内部消化。而先发的国家，基本是内部矛盾向外转移。通过殖民主义扩张、不平等贸易，还有战争，直到现在大英帝国还在享受殖民地带来的便利。而我们是要把内部矛盾自己消化，而不是向外扩展，这是冷酷的，而不是什么理想主义者对社会不公的批判，更不是遗老遗少的怀旧。
更有甚者，随着全球化，加入WTO，大量的外部的矛盾也要我们来消化。你在国际关系、国际贸易里面是弱者，你又要参与、要“接轨”，相当时间内，在竞争中会处于劣势，在竞争中要把外部矛盾转移成内部的问题，再来自己消化。如大量的夕阳产业向你这里转移。使这里变成了垃圾场、污染厂。这种情况下，中国只能提倡可持续发展。这绝不是什么保守派，甚至也不是什么批判学派，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一个现实得不能再现实的问题了。
社会学研究不一定非要像法兰克福学派那样，总是处于批判位置或采取批判的姿态。我们如果能有大量的长期的观察和研究，能把困难和难题显现出来，能把里面的制约的因素揭示出来，那贡献就是不小的了。
而批判的视野，更是一个要走向健康的发展所不可缺少的。
黄平，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黄平自选集》、《未完成的叙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