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6期
艺术家肖像拼贴
作者：王瑞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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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后人回头来看历史，真觉得杜尚做下了轰轰烈烈、气贯长虹的壮举。其实，在当年，那完全是杜尚在默默无闻的情形下，悄悄做下的事。他不求闻达，不图名利，“我知道这活儿要花我很长时间，我那时也没有要开展览的意图，或者开创一个主义、过一种画家的生活什么的这类意图。”他所做的只是受自己怀疑精神的指引，作自己独自的探索。在那些年里，杜尚自己面对自己，“独自个儿，像在一条沉船上”。为此，他还特别离开巴黎的艺术家圈子，1912年在巴黎的一个图书馆找了份工作，然后，“开始和其他人正在做的事对着干……决定不再做一个职业意义上的画家。”对巴黎艺术家们而言，杜尚成了一个已经“出局”的画家。对杜尚而言，他等于是一个人站到了整个艺术世界的对立面，这种事谁能做？谁肯做？可这个当时才二十多岁的年轻人非常无畏，极其冷静，绝不妥协。
杜尚和整个艺术世界“对着干”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他试着用全新的材料(玻璃、铅等等)和全新的形象(机器) 创作一些完全不同以往的作品，去“摆脱所有的视觉性绘画”。为了画出这样的“画”，他曾花了八年时间在一块大玻璃上用特殊的材料画了一幅形式新颖的作品。另一是，杜尚把现成的俗物拿来签上名作为自己的“艺术作品”，在美术史上，这被称为“现成品”。前面提到的“小便池”就是他最有名的“现成品”。他用这种“作品”表达了他对艺术的蔑视。
杜尚自己已经看清楚事情的真相了，并且也把这个思想用合适的形式表达出来，可他的这些做法并不被世人接受。他的小便池被展览会拒绝，他的那件《大玻璃》耗时日久，却无人知晓，在很长时间中并没有送出去展览。杜尚对此完全不在乎，这个人对名利不仅淡泊，更保持着警觉。他早看出了，名利这东西，荼毒起人生来非常容易。早在1920年代，有一个美国画商在杜尚的《下楼的裸女》引起轰动后，打算给杜尚每年提供一万美元， 包下他一年中画下的任何东西。杜尚并不是个有钱人，他的生活一直是靠做公证人的父亲接济的，这对他来说是个赚钱的极好机会，换了别的画家只怕求之不得呢。然而杜尚拒绝了，他说，“不能，我感觉到了其中的危险。在1915年、1916年时，我有二十九岁了，所以， 我已经足够成熟来保护自己了。”
杜尚说的是什么危险呢？是失去自由的危险。保护自己什么呢？保护自己的自由。
当一个人把自由看得这么重要，保护得如此严密，那会出现什么结果？杜尚自己总结道：
“我有幸在很早的时候就认识到，人生不必拥有太多的东西，妻子啦，孩子啦，房子、汽车啦，这些东西全都让人操心不已，让人生沉重不堪。我一生总是轻装，不带任何负担，连计划打算亦没有，那些也是负担。我只是随心任情地活着，所以我活得实在很幸福。”
“我不是那种渴求什么的所谓有野心的人，我不喜欢渴求。首先这很累，其次，这并不会把事情做好。我不期待任何东西，我也不需要任何东西。期待是需要的一种形式，是需要的一个结果，这个情况对我来说不存在。因为到现在为止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什么东西也没有做，我觉得挺好。我不觉得艺术家是那种必须做出什么东西来的社会角色，好像他欠了大众什么似的，我讨厌这种想法。”
“我喜欢活着，呼吸，甚于喜欢工作。我不觉得我做的东西可以在将来对社会有什么重要意义。因此，如果你愿意这么看，我的艺术就可以是活着，每一秒，每一次呼吸就是一个作品，那是不留痕迹的，不可见不可思的，那是一种其乐融融的感觉。”
作为一个人，杜尚是非常自信的。他敢于独自与整个的艺术界对立，一个人去着手去改变千年的社会习俗。可一旦他把自己的想法表达了，他就住手。他有十几年时间一直以下棋自娱，听凭自己在艺术界默默无闻，从不为自己的行为作解释，更不为自己的观点作宣扬。别人不理会他也好，别人吹捧他也好，从不为外界的毁誉左右，只是如其所愿地做自己想做的事。 而且，这个对西方艺术来说是最大的“颠覆者”、“破坏者”从没有让自己摆出一副造反派的腔调，更没有让自己显得像个“嬉皮”嘴脸。 他的外表非常优雅，衣着非常合乎社会习俗，长得秀骨清相，举止彬彬有礼。他从不攻击别人，也从不与人争论。对于不赞同的事，他用避而不谈一法来躲开。在他的一生中，他总是能得体而礼貌地接受他并不喜欢的一些事：出席开幕式，开讲座，接受采访……他说“接受和拒绝是一回事。”对人生没有圆融的智慧是决做不到这一点的。但与之同时，在他身上有一种保持终生的独立不羁的气质，他说过，“我是非常不受诱惑的。”因此，他可以在年轻时就能独具慧眼抵制巴黎现代派们貌似的杰出和优秀；可以终其一生地抵制一切人类自身的褊狭而造的规矩和定义。他从不执着于任何事情，他与任何东西都保持一点微妙的距离。连那个绝顶聪明、自视甚高的法国超现实主义艺术的领袖布吕东也不得不承认说：杜尚是二十世纪最有智慧的人。
杜尚也是非常潇洒的。他的潇洒体现在他一贯的幽默态度，他说，“没有什么事情是重要的。”所有那些杜尚在艺术中做出的革命性行为，都是被杜尚用玩笑的方式做出来的。他给《蒙娜丽莎》画胡子是自娱，画了之后并没有示人，是他的朋友看到了，才拿出去发表在杂志上的。他最早的“现成品”一个自行车轮，是他为好玩儿做的。他觉得，“本来我们这个地球在浩瀚的宇宙中就是小而又小的一点， 人们又老要摆出一种权威的面孔，这一点难道不够让人觉得好笑吗？”因此杜尚的反权威特别彻底，贯穿终生。他不光反对别人做权威，亦反对自己做权威。他决不让自己呆在自己创造的风格里，他不让自己重复自己，“我总是想着要放下自己已经有的包袱。”“我拒绝接受任何现成的东西，我怀疑一切。”因此杜尚的所作所为体现出一个完全自由的灵魂翱翔在所有人类的规矩尺度之外。
杜尚的一生过得自在轻松。他一直单身，四十岁时结过一次婚，但六个月后就离了婚，重新回到自由的单身生活，直到六十七岁他才再次结婚，这个婚姻一直保持到他过世。
杜尚的死也是一个美丽的结束。1968年10月1日，杜尚夫妇邀请了一些朋友在他巴黎郊区的寓所晚餐。和杜尚其他的日子一样，这是个轻松、机智、融洽的夜晚，杜尚妙语连珠，朋友们流连忘返。在客人们离去后，杜尚的心脏在当晚停止了跳动。他的朋友这么描述说，“第二天早上我发现他躺在自己床上，美丽，高贵，安祥。只不过比他活着时略为苍白一点点。一抹微笑留在他的嘴唇上。”
王瑞芸，艺术评论家，现居美国洛杉矶。主要著作有《美国艺术史话》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