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1期
向权力讲真话
作者：刘 康 张慧敏
字体： 【大 中 小】
张：萨依德曾引用法国作家热奈的话：你一旦写了什么东西，你就不可避免地置身于公共领域中了；你不可能假装只是为你自己而写作。因此他强调“进入公共领域便意味着不惧怕争议或采取自己的立场”。他认为公共知识分子活跃于公共领域主要作用之一便是以一种“公共记忆”的身份来发挥作用，去召唤听众忘却和忽视了的东西，去审视、质疑“那些似乎固定了的‘真理’的东西”。他甚至坦言自己所说的是符合左翼实情的。虽然他表明这里涉足的不是政治从属问题，但这里探讨的话语具有“真正的政治性”，这就是他引用本雅明的话：历史通常是从胜利者的角度来撰写的，胜利的浩大行列是尾随在被人忘却的失败者的遗体之后行进的。难怪有人说萨依德虽没有公开宣布自己倡导马克思主义，但他的著作却暗中与马克思主义携手。
刘：萨依德的一贯风格是清晰明了，流畅通俗，把貌似复杂的问题一针见血、简明扼要地剖析得非常透彻。这并不表明萨依德走的是一个纯粹草根性的、煽动民众情绪的民粹主义路径，他坚持的是在不同语境氛围下用不同的身份和位置讲述同一个真话，那就是为弱势者谋求公正。他的多重身份特别是学术精英身份非常重要，同样重要的是他面对大众、积极利用大众传媒公共舆论、参与公共事务公共政策的策略。这两点构成了萨依德作为全球化/后现代社会的左翼公共知识分子的行动基础。同样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的左翼学者爱瑞克·方纳（Eric Foner）也是很好的例子。方纳现在是哥大历史系主任、哥大明星学者之一，担任过美国历史学会主席（萨依德则担任过美国现代语文协会主席），他的《美国自由的故事》以大量翔实的史料和生动通俗的文笔，有力揭示了美国意识形态神话的支柱“自由” 在美国历史上充满暴力、血腥、压迫和歧视、不公正的演变过程，他这部著作由他的中国学生、宾州印地安那大学历史系教授王希博士翻译成精彩的中文出版，是难得的关于美国历史的好教科书。方纳教授告诉王希，年轻时他的叔叔、美国早年著名的左翼社会活动家方纳就告诉过他，必须凭借自己的实力取得坚固的学术地位，这样才能得到为正义和公平大声疾呼的场所和位置。跟萨依德常常比翼齐肩的著名公共知识分子乔姆斯基，出身木匠，从小生活在劳工阶层，对社会不公有深刻体验。他后来很年轻时就创立了生成—转换语言学理论，成为现代语言学的一代宗师，做了麻省理工学院的学术明星。之后他转向大众传播和公共政策、国际关系领域，无情揭露美国统治集团借自由、民主、人权之名在美国国内及国际社会的种种倒行逆施，成为美国权力精英最头痛的一个“不同政见者”。乔姆斯基在萨依德去世后表示，萨依德“是自由和人权的不懈斗士，不仅仅为巴勒斯坦人民也为全世界其他被压迫和受苦难的人民而斗争”。
张：我曾认为，向权力吐真言，仅是一个追求、一个梦想，一份知识分子想有所作为的责任，当属意念性的追求，而在现实中因诸多不可能而时有挫伤，故中国有言“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你刚才提到萨依德的多重身份特别是学术精英身份非常重要，特别是你转述的方纳金言：必须凭借自己的实力取得坚固的学术地位，这样才能得到为正义和公平大声疾呼的场所和位置。也就是说萨依德是在拥有了精英话语权之后才能在不可为中而有所作为。
刘：萨依德的典范意义在于他是以一个知识精英的身份和地位，通过媒体诉诸公众，把他的左翼立场化为社会活动，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这是他向权力讲述真话的方式。权力首先是媒体，再就是公众，然后才是政治权势和精英。他的精英位置和公共知识分子面貌同样重要，没有前者，他成不了后者。但同美国大部分知识精英相比，他两者兼备，实为难得。许多美国自由派或保守派知识精英也大量介入媒体，介入权力，但萨依德是美国知识界坚持左翼立场的少数，乔姆斯基是另一个左翼公共知识分子。
萨依德本人对不同场合、不同语境下知识与权力的互动关系、知识分子的角色等是高度自觉的，这跟他的多重角色一脉相承。但他绝不是一个机会主义者，在不同场合有不同立场。他的立场是一贯的，真正做到了衣带渐宽终不悔。从1991年发现了白血病，他一直顽强地与自身血液中的癌细胞抗争，与日益恶化的国际和美国国内环境抗争。尤其是布什上台后，发生了9·11，又有布什的全球“反恐圣战”，冒天下之大不韪，肆无忌惮地发动侵略伊拉克战争。美国极右翼保守主义、“爱国主义”招牌下的极端民族主义狂热甚嚣尘上。萨依德在他生命最终的日子里，每天面对的就是这样的现实。但他一天都没有停止过抗争。早在9·11前两年的1999年，美国极右翼媒体就给他贴上“恐怖主义教授”的标签大加鞭挞。2000年他在黎巴嫩边境向以色列一边投掷石块的举动，给他带来新的麻烦。美国强大的犹太右翼集团发动了一轮媒体战，并且给哥伦比亚大学施加强大压力，要求学校开除这位在世界上享有极高学术声誉的明星教授。学校最后顶住了犹太复国主义狂热集团的压力。虽然他扔石块一事有不同的版本，其中一个版本是说他本来是跟他的小儿子玩比赛，看谁能把石子儿投得更远。但像他这样影响巨大的重量级人物，任何一举一动都可能引起一场轰动。不过萨依德在强大压力下也不得不放低姿态，最后几年他在主流媒体上越来越难以发表言论的情况下，把精力放在写自传和研究古典音乐中，但这也免不了争议。他的音乐家朋友、以色列公民丹尼尔·巴伦波姆创立的西东交响乐团在被以色列占领的西岸为巴勒斯坦学生演奏瓦格纳作品，受到以色列右翼主流媒体的猛烈抨击。
警醒“再现”
张：在我看来，没有哪一种理论像左翼理论那样有着强烈的要与现实结合的诉求，于是现实的状况，理论运用于实践的程度，不可避免地会给理论家带来焦虑。因此，理论是否有可能对现时形势进行分析，几乎成为左翼领域的标尺。即使研究对象是“历史”，如杰姆逊在对“马克思主义和历史主义”论题的分析中提出的“再现”概念，其强调的“再现”并不旨在重建某种更为完美的过去，而是成为现在实践的组成部分。所以你更看重的不是萨依德理论家的身份定位，而是“左翼知识分子”，你强调的是其理论及其行动对现实政治的参与和影响。萨依德自己在一次访谈中也这样陈述他的《东方主义》、《采访伊斯兰》及《巴勒斯坦问题》三本书集中的是“再现”问题，他要处理的是那种与政、经相杂的“再现的力量”；并指出它是以强制和知识的力量的方式，决定所谓非欧洲人的命运。他认为“西方描绘伊斯兰世界的方式与犹太复国主义者把巴勒斯坦描绘再现成空白之地的方式有关，根本不把土著放在眼里”。 杰姆逊聚焦的是历史现象的时间位移中的“再现”，试图将其纳入“更大范围的理论和哲学问题”中去探讨。而萨依德是从空间置换来分析“再现”，认为这项研究，即探讨“再现”的意义和型塑等问题“是重大的文化议题”。萨依德试图通过细致的文化分析来“使我们超越‘我们’对抗‘他们’这种思考模式”。而《最后一片天空》更是直接地以萨依德的方式进行的重组和再现，他试图用“图片进行叙述”。这似乎更贴近他的“型塑”理论，但镜头下的话语对“真实”同样会有遮蔽的危险。
刘：萨依德1983年写过一篇非常重要的论文《理论的旅行》， 收录在他的学术论文集《世界、文本与批评家》（The World, the Text, and the Critic）中。他首先追溯了卢卡契的巨著《历史与阶级意识》的理论来源，从笛卡儿到康德、黑格尔、马克思，最后分析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家雷蒙·威廉斯所受的戈德曼的影响。萨依德认为威廉斯对卢卡契到戈德曼的过度理论化倾向有非常清醒的反思，威廉斯强调的是理论对现实的实际意义。威廉斯后来成为英国文化唯物主义学派的领袖，对文化研究这一新兴学科的创立功不可没。从威廉斯到文化研究，左翼文化批评开始了理论结合社会实践的新的旅行，把眼光放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商业性大众文化、日常生活领域，分析文化霸权和意识形态霸权的构成。萨依德在文章中提出要把理论“向历史现实与社会开放，向人类的需求与利益开放，向日常生活的具体细节开放”。他最后提到福柯的话语与权力理论，认为对福柯理论的过分精致化、理论化和复杂化要保持高度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