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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权力讲真话
作者：刘 康 张慧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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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的中东战争彻底改变了中东局面，萨依德从此深深卷入到为巴勒斯坦民族解放和中东的公正政治社会方案而斗争的事业。他一生用英文、阿拉伯文撰写了大量的专著、论文、报刊杂志的政治评论、新闻分析，在世界各大媒体和阿拉伯媒体上广泛发表言论，严厉抨击新老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中东政策，把巴勒斯坦人民的真正愿望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和场所向国际社会昭示。这就是萨依德向权力讲述真话的历史背景。做到这点是非常困难也是极其可贵的。美国这个成天把言论自由挂在嘴边的国家，阿拉伯民族、巴勒斯坦民族的真话是听不到的。美国公众听到的永远是倾向犹太复国主义和维护以色列立场的“自由言论”。美国这个有着强大的基督教清教徒传统的国家，对异教的穆斯林宗教和文化的深刻偏见也是无处不在的。小布什和他政府的高官们在9·11之后的所谓反恐圣战中经常“说漏了嘴”，把美国今天的主要针对穆斯林世界和其他异教文化的所谓反恐跟欧洲中世纪基督教和穆斯林血腥的十字军东征相提并论。在更广泛意义上，我们了解到冷战结束后，建立一种新的国际秩序的进程便已开始。十几年后，人们发现美国的帝国意图已昭然若揭：凭借远超过当年罗马帝国相对于其他国家在经济及军事上的优势，它试图不加妥协地在世界事务中获取自己的利益，推广自己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及生活方式。为此目标它不必考虑他国的利益，不依赖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框架，不再求助于一个固定的联盟，特别是在无法得到国际社会支持时倾向于单独动用武力。
我们应该在这样广阔的历史背景和复杂国际政治语境下，来理解萨依德作为巴勒斯坦知识分子的意义。他一度是阿拉法特的战友，从1977年至1991年一直是巴勒斯坦民族议会的成员，是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在国际社会上的重要外交家和发言人，阿拉法特在联合国的演讲许多出自萨依德手笔。萨依德参与政治权力进入政治权力，这是他向权力讲述真话的重要方式，不仅仅是讲述真话，而且要改变和创造，为巴勒斯坦民族争取解放和公正，更广义上讲是为人类社会的公正而参与权力、介入权力。权力有各种各样，有大有小，在这个弱肉强食、以大欺小的世界上，参与、介入权力的动机和目的绝不能一概而论。像萨依德的政治家和外交家身份，不可能是完全出于个人利益。他在美国的精英上流社会拥有不可争辩的学术明星地位，在曼哈顿有舒适优渥的生活条件，也没有证据显示他有什么政治野心。他的政治身份是出自左翼知识分子的立场，为了弱小民族、弱势群体的利益向强权抗争。他的左翼立场特点是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毫不妥协，尤其是对美国国际或全球霸权的批判与揭露，影响深远。
所以杰姆逊的概括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认识萨依德、认识当代左翼公共知识分子身份的契机。萨依德对于他的社会精英身份、大都会知识分子身份是很自觉的，充分利用他的这种身份和地位，广交朋友，四处演讲，并发挥他幼年即得到很好培养的音乐天才，跟世界各国的音乐家、艺术家广泛接触，切磋技艺，参加和组织各种演出活动。在英国BBC著名的莱斯讲座上发表关于公共知识分子的系列演讲，谈论“对权力讲述真话”、“知识分子的代表性”、“流亡的知识分子”和“专业与业余”等等话题。莱斯讲座是从1948年哲学家罗素开始的，邀请世界学术和社会名流通过广播和电视对公众演讲。
张：威廉斯在《出版业和大众文化》文中也提到“演讲”这个经常被忽视或被看做是一种极为次要的文化形式当值得特别注意，他问：本世纪有多少重要的社会思想都是通过演讲的形式传播的？他提出演讲中的听众特别值得研究。而萨依德的听众更有意味的是从学界到政界，从精英到大众，不只是美国、阿拉伯，乃至世界各地的听众。
刘：对听众的研究可以纳入到知识传播中来讨论，比如福柯的理论本来产生于激进的六十（1960）年代，法国左翼知识界跟法国劳工和社会大众携手，在1968年前后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五月风暴”和文化革命，导致了戴高乐第四共和国的垮台，但却没有从根本上动摇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根基。福柯的老师、法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阿尔都塞很早就强调理论自身的实践意义，认为理论就是实践，所以巴黎激进的“左岸”知识分子便退守到学院象牙塔里，开始酝酿和发动思想和知识的新革命运动。这就是法国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的大致的历史脉络。六、七十年代法国新思潮立即传到了追风赶时尚最劲的美国学术界。由耶鲁大学法文系牵头，很快形成了所谓“解构主义耶鲁四人帮”， 把社会革命、文化革命的激进思潮迅速演变成非常精致繁复、庞杂奥秘、高深莫测的理论话语，促进了人文学科专业化、技术化和企业化的过程。这是很讽刺的事。萨依德在哥伦比亚对耶鲁近邻们标准美国式的理论加工和转换洞若观火，他自己则极为敏锐地把握了法国理论中激进的锋芒，以他巴勒斯坦裔学者、政治家不可替代的洞察力，对法国激进理论作了革命性的转换。萨依德受过哈佛、普林斯顿学术传统的长期熏陶，对西方精英文化和学术体系了如指掌，文章写起来如行云流水，立意更是高屋建瓴，大气磅礴，书一出便引起学术界的轰动。他的书受到欢迎，跟1960年代末高科技革命、跨国资本引发文化、知识全球化过程，西方和国际社会人口日益流动、多元的历史大格局也有密切关联。越南战争和全球社会与文化革命风暴后，在美国和西方知识界关于文化、思想、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多元化、多样化的呼声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如种族、性别、族裔的议题，日益进入主流学术界的视野。
张：你刚才提到多重语境下的“认知图”，此图当是立体的，横向纵向纷呈。一个社会实践最后形成的理论亦不会单一，好比俄国社会革命凝聚的理论是多面的，包括俄国形式主义的产生。它与你提到的法国后结构主义的形成也有脉可寻。而此理论输入美国之后的走向却是“知识传播”或是“理论旅行”的一个有趣话题。这里我们还是回到萨依德。我知道他曾经提出一个很好的概念“知识素质”，并区分于“职业素质”。在职业领域行的是“教义”语言，面对的听众只是学生，这套由职业自身形成的语言，并由此语言提取和阐述的课题，萨依德认为很有可能会“越来越远离这一课题的经验和现实状况”，这是萨依德对自己的《东方主义》的反思。因此他强调：作为一位学者的工作就是始终随着自己的背景而有所变化，随着自己的非学术关怀而作出调整。这也就是有意识地培养“知识素质”。因了这样一份素质，萨依德说，知识分子的作用并不是巩固权威，而是理解它，阐释它并对它进行质疑， 这是向权力讲述真话的一种形式。以一种批判意识、一种怀疑意识进入公共领域，并以真正是自己的声音并从自己的信仰意识出发来发言。于是“言语”变为了“触角”，使本来沉默的文本与话语世界紧密相连。
刘：萨依德充分利用了演讲的机会，向英国和欧洲公众也向收视BBC卫星节目的世界各地公众宣讲他的公共知识分子参与世俗社会的理念。他强调知识分子必须“学会如何使用语言，学会如何运用语言来参与社会”。要做到这点，知识分子应当打破专业化的藩篱，走出自己专门学科领域的界限，做一个“业余者”。他的讲话针对着美国学术界的日益强化的专业化倾向，指出这一倾向的背后是学术机构的日益产业化、企业化，成为市场和资本的附庸。其恶果之一就是学术精英愈来愈使用非常专门的术语，无法使大众接受。更为严重的是专门话语成为掩饰真相的策略。萨依德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他有一次跟参加过越南战争的轰炸机飞行员谈天，飞行员把他的任务用专业术语描述为“目标获取”，术语所掩饰的是炸弹落地“目标获取”后血淋淋的生命丧失。美国近十几年来频繁在世界上发动高科技装备的战争，“目标获取”、“电脑高精确制导”、“智能炸弹” 使多少生灵涂炭，冷漠的专业术语下面掩盖了多少肮脏的意图？我记得1999年北约联军总司令、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首脑克拉克将军在美国飞机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后的招待会上，面对记者连珠跑的发问，就是一脸冷漠、彻底专业化、技术化的回答，不同记者连续问同一问题五六次，美军是否真的没有中国使馆的地图，克拉克将军竟然冷漠地用同样的专业术语重复回答了五六次：“我们的目标搜索和目标获取均严格定位，如果有地图信息，则绝对无误。”这一幕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可以给萨依德的演讲作一注脚。萨依德是非常了解不同场合不同语境下面说话的不同方式的，他常常强调知识分子的“流亡者”、“边缘人”的身份，一方面他说流亡是最悲哀的命运，另一方面他又反反复复强调知识分子就像流亡者一样居无定所，这样可以使其不断打破各种思想和经验的疆域。
萨依德和乔姆斯基这样的左翼公共知识分子面对的不仅仅是强大的主流媒体、主流意识形态、跨国资本和政治霸权，而且更直接面对的是美国主流社会的日益保守和右翼的知识界、学术界，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的合流，把资本万能、市场万能的意识形态包装成新的全球主义，配合所谓全球反恐战略，正在把美国新全球资本帝国的策略推向世界所有角落。中国现在正不可逆转地、极为迅速地成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的成员，中国社会、中国知识界也面临着全球资本主义和美国新帝国霸权时代的所有问题。在这样的情形下回顾萨依德的遗产，反思萨依德对中国知识界、中国知识分子的启发，是很有意义的。中国有特殊的左翼政治文化和历史，其实中国上个世纪后半个五十年间的社会实践早就跟全世界社会变迁、社会思潮有密切关联。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更是毫无疑问地跟法国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激进思潮，跟西方马克思主义有千丝万缕的不解渊源。中国知识界思想界目前也处在来自美国的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知识霸权的强大影响之下，国家主流意识形态面临着空前的内在矛盾与危机。在当下的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确切含义是什么？在中国，左翼立场究竟如何定位？如何考虑目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跟各种权力结构和体系的关系？这些都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但一个基本前提是中国不能没有萨依德这样的左翼知识分子，他们既有社会精英的身份，又积极介入大众传媒、公共政策、社会改革，最重要的是要把为弱势群体争取公正、揭露和改变社会不公现象作为他们的根本目标。萨依德生前对中国的发展总是三缄其口，这跟法国激进思想家们和西方左翼的态度基本一致，应该说是对中国抱着一种困惑、迷茫、不理解也不愿理解的态度。但他生后留给我们思索的遗产却是此处无声胜有声的，超越了萨依德生前对中国的沉默。但是在今天，中国左翼公共知识分子的声音是不应该沉默的！
刘康，学者，现居美国。主要著作有《妖魔化中国的背后》、《妖魔与媒体轰炸》（合著）等。
张慧敏，学者，现居美国，曾发表论文若干。